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公共安全的定義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城市邊緣社區；社區；公共安全

中圖分類號：D631.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11月30日

城市邊緣社區是我國城市化大背景下一種特殊的地域結構，是城市環境向農村環境的過渡地帶，是城市功能和農村功能相互滲透十分活躍的地區。它是城市和農村管理體制的交錯區和真空區。由于其人口、經濟和社會構成的多元性，使得大量危險性因素滋生，嚴重地威脅著該地區的公共安全治理建設。因此，研究城市邊緣社區的公共安全問題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城市邊緣社區的定義及其特征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時期，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規模急劇膨脹，“入侵-演替”的景象在城市四周的邊緣地帶同時或交替上演，造就了城市邊緣帶的形態和功能的多樣性，使其成為經濟社會的多面體。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學術界較多的提法是城市邊緣社區、城市邊緣區、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和流動人口聚居區等。例如，陳月從地緣和居民構成的角度認為，城市邊緣社區“大多位于城鄉結合部，其成員為來自外地的農民工，他們相對集中地居住在一定的區域內，從事一定的行業，以地緣、血緣為紐帶形成特殊的社會群體。由于該社區既不同于城市社區，又不同于農村社區，具有獨特的社會屬性、社會地位、人群特征及地域位置，故而稱之為邊緣社區。又如，戴賓、楊建從地理位置和城鄉經濟發展的角度給城市邊緣區下的定義是，“城市邊緣區是指城市建成區的地帶，或由城市向鄉村過渡的地帶。它是城市在自身的近域推進和廣域擴展過程中，城鄉要素逐漸過渡、彼此滲透、功能互補而形成的特殊區域，具有明顯的城鄉經濟混合增長特征。”

它具有如下幾個特征：一是交叉性。這些社區基本上已經實現了產業的非農化和社會成員職業構成的非農化，但在管理上仍然沿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模式。城市與農村“二元管理體制”并行存在、共同發揮作用，管理體制交叉，這構成了城市邊緣社區的一個基本特征；二是動態性。“隨著城市的動態發展，城鄉結合部也由城區向農村擴展，城鄉結合部位置的動態變化，導致其人口和經濟等諸多要素也呈現動態發展趨勢”；三是復雜性。在城鄉結合邊緣社區內人口構成復雜，既有農民也有居民，還有大量的流動性人口，他們雖多年居住在這一地區，但真正融入城市中也是很難的。

二、城市邊緣社區公共安全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公共安全是指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公共財產安全。當代中國正處在巨大的社會變遷和“風險社會”階段，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城市邊緣社區由于其特有的特征，在發展中呈現出明顯的滯后性，嚴重地制約著城市的發展和農村的建設，特別是在公共安全方面更是對我國的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交叉性的二元體制造成邊緣社區的公共安全隱患

1、邊緣城市社區居民非農轉化不徹底造成其無法享受城市居民應享有的待遇。目前的狀況來看，“全國范圍內，除極個別做得比較好的地方政府外，絕大多數這樣的社區，其相應的最低生活保障機制、貧困救濟機制、養老機制、醫療衛生機制等，都沒有跟上非農轉化的步伐。雖然住房出租市場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社區居民的收入來源，但是，在按照城市統一規劃建設的小區內，居民可供出租的房屋數量畢竟是有限的。”相反，社區內失業、半失業、隱性失業帶來的社會閑散人員增多，以及隨之而起的黃、賭、毒成風，卻是實實在在的治安隱患。

2、從社會治安管理看。有的城鄉結合邊緣社區分別由農村派出所和城市派出所管轄，單從人口管理看，有的是單一的農業人口，有的則是既有農業人口也有非農業人口。有的地區則將同一區域內的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分屬城市派出所與農村派出所管轄，從而形成了交叉型的人口管理體制。這種人為造成的管理體制的交叉性，帶來的后果必然是管理乏力，也形不成“齊抓共管”，而這正是產生社區案件高發的一個主要原因。

（二）城市邊緣社區的復雜性是對公共安全管理的嚴峻挑戰。城市邊緣社區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農居混雜，外來人口居多，因此公共安全問題尤為嚴峻。一是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城鄉結合部地區，使得原有的社區管理資源匱乏；二是外來流動人口成分比較復雜，大多數人的知識水平低、法律意識差，受到犯罪分子的引誘后易走上違法犯罪道路；三是本地居民有著強烈的排外心理，對外來人口具有某種不認同感，雙方易引發口角，甚至是軀體和武力沖突，所以城市邊緣社區成為公共安全高危地帶。

（三）城市邊緣社區的動態變化造成社區居民缺乏公共安全參與意識。城市邊緣社區剛剛脫胎于傳統的鄉村，與現代城市社區的發展要求相比，缺乏一個有相當發育程度的公民社會。由于公民社會發育不良、不成熟，自主性、規范性較弱，對成員的負責性較低，特別是由于社區成立時間不長，居民還沒有完全擺脫鎮村體制的影響，只是把社區當成居所，社區參與意識比較淡薄，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社區自治的主體，沒有很強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公眾的公共安全參與意識普遍缺乏。

三、城市邊緣社區公共安全治理建議

針對上述邊緣社區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問題筆者有以下建議：

（一）加快地方基層政府改革，完善邊緣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服務各項配套機制

1、打破邊緣城市社區行政體制上的“二元管理”模式，將其納入城市社區管轄范圍，從而徹底消除管理體制上的交叉性。同時，可以把城市社區管理的成功經驗推廣到邊緣城市社區，突出邊緣城市社區“居委會”的獨立性，充分發揮其在社區公共安全服務中的作用。

2、加快邊緣城市社區農轉非居民社會保障機制的構建工作。政府要通過制定社會保障與福利政策來保護農轉非居民的就業安全，主要涉及醫療保險、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

（二）從源頭上杜絕公共安全的威脅性因子。一是必須做好流動人口的登記工作。可以從加強綜合治理的角度，考慮由公安部門、用人單位、居住地管理單位和個人等四方共同開展登記工作，公安部門主要負責對流動人口的登記造冊工作，用人單位和居住地管理單位負責對在單位工作或居住的流動人口進行內部登記并報公安部門備案，個人則要及時申報和申辦暫住證；二是要對流動人口實行分類管理與重點管理、網絡化管理與柔性管理相結合的辦法，對重點人口實行專項管理，既充分發揮流動人口的積極作用，又有有效措施防止、防范各種違法犯罪現象。

（三）建立一個公共安全宣傳引導系統。建立一個公共安全宣傳引導系統，有利于日常加強對公眾的公共安全防范意識、防范知識的普及，有利于強化對公民公共道德、公民義務的宣傳教育，有利于提高公眾維護公共安全的能力和水平。作為社區公共安全宣傳引導系統應做到兩個方面：一是要利用社區優勢，主動與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保持緊密聯系，做好日常宣傳；二是要配備至少一名的專門公共安全聯絡員。與其說是公共安全聯絡員不如說是公共安全輔導員更為貼切。因為這名聯絡員不僅自身要從事日常公共安全知識的宣傳，同時更要擔負起社區里答疑解惑的重任。

主要參考文獻：

[1]陳月.“邊緣社區”的犯罪問題及其控制[J].鄭州大學學報，1997.1.

[2]戴兵，楊建.城市邊緣區與統籌城鄉發展[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4.11.

[3]劉建鳳.我國城鄉結合部地區的公共安全治理研究[J].理論觀察，2012.6.

篇(2)

關鍵詞：生態安全；生態安全問題；公共安全；政府生態安全責任

中圖分類號：D035；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　5194(2009)06－0064-06

眾所周知，當今世界存在著普遍的生態環境問題，當代政府也必須履行相應的生態環境責任。然而，眾多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正在或已經演變為生態環境安全問題，即它們對自然安全和人類安全都構成了越來越明顯的挑戰，由生態環境問題所引發的生態安全事故或突發生態公共事件也開始屢屢顯現，而當代政府自然需要履行在公共安全層面上的生態安全責任。將生態環境問題與安全聯系起來，將政府生態責任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目的既是在于明確當代生態環境問題對于公共安全的危害性和挑戰性，也是在于強調生態安全意識和當代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一、生態安全問題：廣義安全視闊下的生態環境問題

理解生態安全問題應當首先弄清“安全”以及“生態安全”概念。從抽象的意義上說，所謂安全即是特定主體(個體或系統)的生存與發展處于一種相對安穩和保全并使其免于各種威脅或侵害的狀態。作為安全的主體多種多樣，但最終可大致分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兩類，而廣義的安全就是包括自然安全或自然界自身的安全以及人類安全或人類社會的安全，狹義的安全通常專指人類安全或人類社會安全。作為安全的具體內容也非常豐富，也可以大致區分為生存與發展兩個方面，廣義的安全既包括生存安全也包括發展安全，而狹義的安全往往專指生存安全。本文擬在上述廣義的安全視闊下討論與解讀生態安全及生態安全問題。

生態安全也可稱為環境安全、生態環境安全、綠色安全等，1977年萊斯特?布朗在《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報告中最早將環境問題納入國家安全考慮。2000年我國國務院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也首次提出了“維護國家生態環境安全”的目標。但時至今日，關于生態安全概念涵義仍是眾說紛紜。筆者認為，在廣義的安全視闊下，生態安全應當包括自然生態安全和人類生態安全兩個方面，前者特指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系統自身的安全，即自然生態系統保持完整、穩定與健康的狀態，是在時間上能夠維持自然生態系統的組織結構和自治功能以及保持對脅迫進行恢復的狀態；后者特指自然生態系統對于人類的安全，即“人類在一定的生物圈空間生存時的相對可靠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狀態”，是人的生活、健康、安樂、基本權利、生活保障來源、必要資源、社會秩序和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脅的狀態(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定義)，是自然生態系統能夠為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而穩定和持續地提供各種必要和基本的資源和服務的狀態。當然，這二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自然生態系統保持本身的健康與活力是其為人類社會提供持續、穩定資源與服務的前提，而人類所需要的資源和服務本身也體現了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狀態。

當然，生態安全還可以進一步區分為不同層面或不同領域的內容。如按照生態安全的空間尺度，從范圍大小可分為全球生態系統、區域生態系統和微觀生態系統等空間若干層次的生態安全。按照生態安全的生物尺度，包括生物細胞、組織、個體、種群、群落、生態系統、生態景觀、陸(地)海(洋)生態及人類生態的不同生態層次，其中任一生態層次出現損害、退化、脅迫，都可以說是該層次的生態安全處于不安全狀態”按照自然體系的不同領域，生態安全也可區分為水安全、土地安全、大氣安全、動植物安全等。按照社會體系的不同領域，生態安全也可區分為經濟生態安全、政治生態安全、軍事生態安全、人文生態安全和社會生態安全等。

生態安全具有整體性、公共性、根本性等許多重要屬性或一般特征，其中，本文需要強調的是：(1)相對性。它既表現在生態安全是由不同因素所構成，它們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滿足程度各不相同，從而生態安全的水平也不相同；也表現在人類及其群體對生態安全的需求重點和程度有所不同，從而判斷生態安全及其程度的標準也就不同；還表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人們對生態安全及其閾值的認識存在著太多的滯后性和未知性。，(2)動態性。任何層次或區域的生態安全及其程度都會隨著自然生態環境本身的變化而變化，也會隨著人類適應自然生態環境能力的改變而改變。(3)人本性。這首先表現在自然生態安全標準歸根到底是適應于或服務于是否有利于人類自身安全；也表現在如果任何一個或幾個自然生態因子不能滿足人類正常生存和發展的需求，就能說明生態安全是不合格的。

所謂生態安全問題就是指對于生態安全足以構成威脅的生態環境問題，是屬于一種最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烏爾曼曾經認為，對國家安全的造成威脅的應是一項行動或一系列事件：形成極大的威脅并且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使一個國家的居民生活質量受到惡化；或者是，造成的威脅使得一個國家的政府或國內私人的或非政府的實體(個人、團體、公司)可利用的政策選擇范圍顯著地減小。據此，我們也認為，只有當生態環境問題極大或明顯地威脅到特定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與穩定性時，“只有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范圍、程度足以威脅到社會穩定和國家生存時，才能成為環境安全問題”，而“并非所有的環境問題都是安全問題。將一般性質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全部上升為安全問題，是對實際情況的隨意夸大。這樣做只能使維護國家環境安全的目標失去其本來的意義，也容易給反對派以借口。”從一定意義上說，生態安全問題也應該屬于一種最為根本的安全問題。因為對于人類社會而言，生態安全問題不僅意味著威脅到自然生態系統自身的完整與穩定，而且意味著威脅到人類經濟安全、政治安全、社會安全等其他安全存在的自然基石或自然載體。進而，我們還可以認為，生態安全問題是人類社會所面對的最為根本的問題。因為安全問題本身就是人類社會所面對的基本問題，而生態安全問題則是人類社會所面對的更為基本的基本問題，即最為根本的問題。

與生態安全相對應，生態安全問題也具有外部性、綜合性、復雜性、不確定性等許多屬性或特征。但若與其他生態環境問題以及其他安全問題相比，它的特點主要表現在：(1)根本威脅性。生態安全問題或者威脅到自然生態系統穩定性存在與進化的基礎，或者威脅到人類社會持續性生存與發展的基 石。(2)難以扭轉性。相當一些生態安全問題都是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破壞，都是超過了特定的生態系統承載能力，而一旦超過其自身修復的“閾值”，往往造成難以逆轉甚至一些不可扭轉的后果；即使能夠恢復，也往往需要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和相對于當初預防和及時治理所需的更加高昂的代價。

巴內特(JonBamett)曾經將生態環境安全問題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環境退化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表現為：國民健康水平的下降、經濟活動所依賴的自然資源基礎的減少、環境移民的出現、由于經濟增長的下降和環境資源逐漸稀缺而導致國內動亂的爆發，國家間爆發資源爭奪戰等。第二類是人類活動對于生物圈的循環能力和自我平衡能力的破壞，也稱之為“生態安全”問題。第三類是環境惡化對人類安全構成的威脅，這一類問題關心現在以及將來人類能否居住在一個穩定和健康的環境中。這事實上是從生態安全主體的角度來區分的，而在前述廣義的安全視闊下，它們最終也可以大致歸納為兩大類：第二類的“生態安全”問題就是自然生態安全問題，第一類和第三類可以統稱為人類生態安全問題。此外，我們也可以從其他視角來對生態安全問題進行劃分。如從它們產生原因的角度來看，影響人類安全的環境問題的類型有：自然災害、累積性變化或緩慢發作的變化、突發事故或工業事故、發展項目和沖突與戰爭(《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中的“全球環境變化和人類安全”研究項目中的觀點)等，這其中既有自然災害引起的也有人類不良行為引起的生態安全問題，既有漸進性累積形成的也有突變性事故形成的生態安全問題。從生態安全事件的角度來說，20世紀申葉轟動一時的“世界環境公害事件”、1998年長江和嫩江流域洪水災害、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都是比較典型的生態安全問題。

二、政府生態安全責任：公共安全層面上的政府生態責任

生態安全的意蘊不是傳統的政治學中的國家安全、安全科學中的生產技術安全以及法學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等范疇所能完全涵蓋的，它應屬于一種具有全新意義并且包容性很強的“公共安全”內容。目前，這種“公共安全”還是一個比較新穎的術語，相應的公共安全管理在國際上也還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公共安全事件在我國也被稱為“公共事件”、“突發性公共事件”或“公共危機事件”等。公共安全管理在美國和澳大利亞也稱為“緊急事態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在新西蘭稱為“民防”(Civil Defense)或“民防緊急事態管理”(Civil Defense Management)。而且，從過去只注重生命和財產安全，到同時關注生態環境安全，也是西方國家緊急事態管理的一大特色”。

所謂公共安全至今也無相對成熟和統一的定義。有人認為：“國際上通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財產以及社會生產、工作生活安全。它包括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和每個公民一切生活方面的安全(從國防安全、環境安全到社會福利保障等)，自然也包括免受犯罪侵害的安全。狹義的公共安全主要包括來自自然災害、治安事故(如交通事故、技術性事故等)和犯罪的侵害三個部分。”基于前述廣義的安全視闊，筆者認為，廣義的公共安全的基本涵義應當指自然生態系統以及社會公眾(包括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的生存和發展(包括工作和生活環境、良好的公共秩序、生命財產、身心健康、民利、自我發展等)處于一種相對安穩和保全并使其免于各種威脅或侵害的狀態，它包括除完全屬于私人領域范圍之外的所有公共領域或方面的安全的內容。

生態安全屬于公共安全的領域或方面，而且應該是最為根本的領域或方面。因為，“沒有生態環境安全，就沒有社會公共安全”，“一個民族得以長久生存并不斷發展壯大，其主要推動力和重要標志應當是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倘若以土地和水資源為核心的國土資源極其短缺，生態系統不能持續提供資源能源，清潔的空氣和水等環境要素時，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就失去了載體和基礎。”所以，生態環境安全是一種基礎安全或底線安全，它也被諾曼?邁爾斯稱為“始終的安全”。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生態安全責任也就是最為根本的公共安全責任。當然，也可更進一步地說，因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最基本的責任，而政府生態安全責任又是最為根本的公共安全責任，所以它也是最為根本或最為基本的政府責任。此外，如果說政府生態責任就是政府以追求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或人與自然的和諧為價值目標，與特定機構與職位相一致的義務與職責，那么，政府生態安全責任內容關涉的就是自然生態系統平衡與穩定或人與自然和諧狀態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生態安全問題就是威脅這一最低限度的最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生態安全責任又是最低限度或最為根本的生態責任。

公共安全屬于比較典型的公共產品，所以，它一直被視為作為典型公共部門的政府的主要職能。威廉?葛德文就曾認為“政權是為了維護個人安全而設立的機器。”近代早期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家一般都普遍認為，政府應當承擔非常有限的職責，而保護私人生命和財產安全就是不可缺少的政府主要職能。然而，相對于當代政府的生態安全責任來說，相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現狀與趨勢而言，當代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又有著更為豐富和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時代動因。

首先，當代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是應對當代生態安全問題挑戰的必然要求。應該承認，當代生態安全問題并不都是完全無法預測和確定的問題，而是大量或已經或正在或即將發生的越來越突出的現實問題。聯合國在2005年的《千年生態環境評估報告》中，通過披露諸多生態環境問題事實之后得出結論：如果生態環境繼續惡化下去，人類未來的生存發展將會面臨巨大威脅，尤其危及人類健康與長遠發展。我國學者曲格平在2002年就提出我國的生態安全已經在國土、水、人民健康和生物四個方面突現出來。目前，我國的生態安全問題主要表現在：水土流失和水資源枯竭導致部分地區沙化嚴重、發展受阻，甚至出現生態移民；環境污染致使部分公眾健康與生命遭受損失；一些外來物種入侵對生態平衡的破壞；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等等。面對這些生態安全問題的現實挑戰，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當代政府自然責無旁貸。

其次，當代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是適應當代社會發展先進理念的內在要求。其主要表現為：一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科學發展觀的內容不僅直接包含著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安全基本目標，而且也深刻揭示了生態安全的以人為本重要屬性。從一定意義上說，科學發展就是安全發展和發展安全，當然也包括生態安全的發展和發展的生態安全，因為前者就是指發展必須以自然生態與人類 社會穩定性生存為前提，后者就是指發展必須以自然生態與人類社會持續性提供各種基本條件為保障。，’對于我國政府來說，如果說當前第一要務是發展，那么第一責任就應當是公共安全，而生態安全則為政府根本的第一責任。二是追求生態文明目標的要求。，生態安全既體現了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也體現了安全文明建設的要求。其中，生態文明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的文明，而生態安全文明就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文明的最低限度和最為基本要求的文明。與此相應，目前我國政府主要職責也需要不斷地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到生態文明與安全文明建設型政府上來。三是落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和平和安全問題的某些方面與持續發展的概念是直接有關的，實際上，它們是持續發展的核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涵就是發展的可持續性，即發展的安全性，其中當然也應包括作為發展安全核心的生態安全。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就是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對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而作為人的最為根本需要的生態安全也理應是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之一。因此，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當代政府必須擔當起生態安全責任來。

再次，當代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是適應當代政府創新先進目標的直接要求。其主要表現有：一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服務型政府是以公民本位或社會本位為核心價值理念的政府，它不僅在服務內容上需要把維護社會公正放在顯著位置上，而且在服務方式上也需要具有主要為服務導向而非控制導向的特征。顯然，生態安全不僅代表一部分人或當代人的利益，而且代表全人類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服務型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既是體現公民本位或社會本位的核心價值之要求，也是體現最具廣泛意義的社會公正之要求，還是體現適應生態安全問題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特點的服務導向或非控制導向之要求。二是建設生態型政府的要求。如果說，建設生態文明社會或環境友好型社會必須首先要建設好生態型政府，那么，建設生態型政府就必須首先要建設好生態安全型政府。因為維護生態安全是生態型政府建設的最為基本的任務，而政府生態安全責任也是生態型政府的最為根本的責任。三是建設責任型政府的要求。責任政府是具有對公民或社會負責理念的政府，而政府責任的具體內容也可表現為包括生態責任、安全責任等在內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諸多方面。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既是對公民或社會負責理念的內在要求，也是政府責任內容的直接具體體現，是建立在“生態安全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基礎之上的當代政府責任的直接具體內容。

三、強化當代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主要原則和總體思路

根據當代社會治理以及政府治理的新理論，結合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新特點，筆者認為，應當在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內容、形式以及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強化如下一些原則：

一是生態安全責任內容的多樣統一和相對優先原則。如前所述，生態安全的內容非常豐富，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和層面作不同的區分。所以，相應的生態安全責任內容也是多種多樣，如可分為自然生態安全責任與人類生態安全責任、人類生存的生態安全責任與人類發展的生態安全責任、區域生態安全責任、國家生態安全責任與全球生態安全責任等。一方面，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以及生態安全利益的公共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堅持這些不同生態安全責任內容的最終統一性原則；另一方面，在特定時空條件下，這些不同內容的責任之間也可能產生一定的矛盾和沖突，因而也需要政府堅持一定的相對優先原則，如人類生存的生態安全責任相對優先于自然生態安全責任，自然生態安全責任相對優先于人類發展的生態安全責任，人類生存的生態安全責任相對優先于人類發展的生態安全責任，國家的生態安全責任相對優先于國家內部區域的生態安全責任，全球生態安全責任相對優先于國家生態安全責任等原則。

二是生態安全責任形式的多樣并舉和道德根本原則。政府責任形式通常表現為道德責任、法律責任、政治責任、行政責任或積極責任、消極責任等方面，這些同樣也可表現為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具體形式。為了最大限度地強化生態安全責任，政府必須根據現實需要堅持綜合運用這些多樣的責任形式原則。但是，相對于其他政府責任形式，政府也應當堅持道德根本的原則，即確立生態安全的道德責任應當成為當代政府落實生態安全責任的根本之道。這既是因為生態安全問題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得任何有關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內容都無法準確完整地加以涵蓋與包容；也是因為道德責任在本質上更加賦有自覺性、靈活性和前瞻性，即“道德責任不僅是法律責任的補充，而且是法律責任的提升。如果行政人員能夠具有充分的道德責任意識，他就能夠超越法律制度對他的崗位責任的一切規定，使他的崗位責任得到最充分的履行，并在這種履行崗位責任的過程中，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補充，使法律制度的一切不適時的和不正確的規定得到糾正。”

三是生態安全責任主體的多元合作和政府主導原則。根據當代社會治理理論的要求，生態安全責任主體不能僅僅限于政府，而且應當包括各種能夠承擔這一責任的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政府生態安全的善治也必須堅持政府與其他多元社會主體的合作治理原則，而面向后工業社會的合作治理理論又進一步強調這是一種超越工業社會的工具理性和體現高級價值理性的多元合作原則。而生態安全的高度復雜性、廣泛公共利益性以及眾多生態自治力量的成長都在呼喚這種走向后工業社會的生態安全多元合作治理，這是一種政府與其他多元社會主體建立在真正平等基礎之上自愿自主的合作治理。雖然，這種合作治理強調的不是以政府為中心而其他社會主體只是作為參與主體而存在的治理，但是，在走向這一合作治理的歷史進程中，當代政府仍具有主導地位和發揮主導作用。而所謂政府主導原則就是指政府不僅要在自身不同層面、領域或區域的政府及其部門之間率先進行充分平等協商基礎之上的生態安全合作，也要積極培育和引導社會生態安全自治力量的成長和成熟，還要善于擔當促進和組織政府與社會主體之間以及社會主體之間的生態安全合作之職責。

在堅持上述原則的前提下，強化當代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總體思路主要表現為：

一是不斷確立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理念基礎。這一理念顯然是生態意識、安全意識和責任意識的有機集合體。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當代政府需要從關注一般生態環境問題意識上升到同時關注生態安全問題意識，從關注傳統的國家安全意識上升到同時關注作為非傳統國家安全的國家生態安全意識，從關注生態安全的法律責任意識上升到同時乃至主要關注生態安全的道德責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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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 旅游業 公共安全 問題 對策

1 旅游業發展現狀：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民旅游休閑需求不斷增長，促進了旅游的經濟發展繁榮。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中對帶薪休假、改善國民旅游休閑環境、多方面協作保障旅游的聯動發展進行了闡述并進行大力推進，更大程度上地完善旅游設施，提高入境和出境旅游環境。根據國家旅游局2015年全國旅游工作會議中數據表明2014年中國旅游市場實現平穩增長，外國人入境旅游市場出現回暖，達2636萬人次，增長0.27%；港澳臺同胞入境旅游市場降幅明顯收窄，達1.02億人次，下降0.63%；入境過夜游客5562萬人次，下降0.11%；出境旅游人次首次突破1億人次大關，達1.07億人次，增長19.49%；國內旅游36.11億人次，增長10.67%。全年旅游總收入3.38萬億元，增長14.7%，其中國際旅游收入569億美元，增長10.16%。

2 旅游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即“公共+安全”，公共Public和私人private相對，也就是說涉及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安全Safety和危險danger相對，應避免危險、威脅、侵害、損失等，以維持正常秩序。旅游公共安全屬于公共安全的大范圍內（圖一），在公共安全的概念基礎上加以旅游要素的限定，所以從旅游業運行的環節及活動特點來看，旅游公共安全其實是貫穿于旅游活動的六大環節內 ，可相應分為“吃”安全、“住”安全、“行”安全、“游”安全、“購”安全和“娛”安全六大類（圖二）。而從研究對象來看，則可以分為旅游主體即旅游者的安全、旅游媒介體即交通和旅游從業者的安全、旅游客體即旅游資源的安全[1]。

3 引起旅游公共安全負外部性的因素

旅游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危險因素，旅游過程中也暗藏著大量的突發事件，嚴重地危害公共安全，如突發事故、自然災害、突發社會事件以及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

（1）自然災害：一般對旅游產生危害的自然災害主要包括以下兩種：一是氣象災害，如洪水，干旱，熱帶氣旋，低溫，霜凍，冰雹，雷電等自然災害。二是地質災害，如地震，山體滑坡，海岸侵燭，泥石流，海風等。世界旅游組織認為，熱帶颶風、風暴潮、洪水、雪崩和地震是沖擊旅游業的最嚴重的自然災害。如：汶川地震，日本海嘯，尼泊爾地震等。2015年4月25日，尼泊爾發生8.1級地震，震中旅游資源損害殆盡，對尼旅游業帶來嚴重打擊。（2）突發社會事件：一些由人為因素引起的、突然發生的可能造成大面積人群恐慌或者存在一定安全隱患的社會事件。2015年3月18日突尼斯巴爾多博物館恐怖襲擊案之后，前往突尼斯旅行的游客大幅下降。2015年8月17日，泰國曼谷市中心旅游景點四面佛附近發生爆炸事件。次日，23個國家和地區發出避免赴泰旅行的警告。2015年11月13日，法國巴黎市中心發生多起槍擊和爆炸事件，巴黎高級賓館的入住率下降了50%。（3）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通常在一些不可預料的情況下，某些具有傳染性的疾病能夠通過各種形式對人類的身體健康造成不可預料的危害。此類傳染病，一旦傳播起來往往會導致全球性或區域性的旅游危機，公共衛生危機給人們帶來的恐慌，從而抑制旅游意愿。如：2015年爆發的中東呼吸綜合征，對韓國的入境和出境旅游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也曾一度引發周邊國家的恐慌；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盛行，極大沖擊了當地旅游業發展。（4）國際政治矛盾：以2015年俄羅斯與土耳其間政治問題為例。俄羅斯總統普京就土耳其擊落俄戰機簽署對土耳其實行制裁的總統令，要求旅游公司不得辦理前往土耳其的旅游手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包機往來俄土航線。兩國旅游交流幾乎陷入停滯。（5）個別突發事件：個別突發事故可能會引起小面積恐慌或，此類事件往往存在于國內旅游和出境旅游。如：青島的天價大蝦事件，云南導游辱罵游客事件等。

4 針對目前我國存在旅游公共安全問題的解決對策

在幾類嚴重影響旅游業的突發事件中，有些可以通過一定手段，將人身和財產損失降低或者避免；也有一些突發事件無法事前預料，因此相關部門的應急響應就極為關鍵。

4.1 應對自然災害

自然災害與旅游目的地的地理和生態環境密切相關，通常自然災害能夠被預見。旅游主管部門會同相關部門在重大節假日和旅游高峰時期天氣預報和氣象預警信息，做好自然災害的事前預防，游客和當地居民進行提前轉移和災前準備，將人身財產安全損失降低到最低。

4.2 加強宣傳

相關部門定期組織開展旅游應急知識的宣傳教育，提升旅游企業、游客的安全意識。利用新媒體手段加強游客和潛在游客群體的安全出游意識，從而使游客做出最佳的出行方式并加強緊急避險能力。

4.3 完善旅游應急管理體系

（1）通過實施必要的旅游應急演練，提升游客自救與互助的能力。各地旅游部門協同相關部門組織開展“旅游安全應急演練”、“旅游安全生產月”、“旅游安全咨詢日”等活動，舉辦旅游安全應急管理培訓班。（2）制定和完善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科學評估旅游應急的能力水平，促使旅游應急管理部門和相關企業人員及時做好組織、物質、心理等各項應急準備工作。采取多種措施阻斷或者延緩旅游突發事件的發生。以2014年泰國曼谷街頭游行示威活動為例，我國旅游部門第一時間做出應急響應，切實保障我國游客在泰國的人身財產安全，并做出建議暫時避免赴泰旅游的建議。（3）完善涉旅突發事件應急預案以及高風險旅游項目目錄的研究，旅游主管部門圍繞重點領域、重點節點、重點時段部署開展系列旅游安全大檢查活動。抓好重點時段重點區域的安全檢查。及時旅游安全預警提示。

4.4 完善旅游保險

旅游主管部門自上而下地完善旅行社責任保險項目，持續推進出境旅游保險保障體系建設。在政策制定上建立健全旅游保險業務的體制機制，避免引起導游員和游客不必要的人身、財產損失。

4.5 完善旅游安全法規制度

組織制定旅游業專項法規，如《旅游安全管理辦法》。相關旅游主管部門開展《旅行社安全規范》、《旅游飯店反恐怖防范規范》、《旅游景區反恐怖防范規范》等標準規范的宣貫及檢查，編制《高風險旅游項目目錄》。國家旅游主管部門會同相關部門配合做好境內外涉旅突發事件的處置工作。

4.6 建立健全旅游安全責任體系

各地旅游部門要成立旅游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積極協調有關部門落實專項監管責任，協同做好涉旅的治安、消防、食品、游樂設施等安全監管。督促各地按照監管職責，切實推動相關旅游企業落實旅游安全的主體責任。以青島天價大蝦事件為例，各級部門沒有立即響應、責任未得到明確，多頭管理現象極為普遍，導致事件嚴重發酵。

4.7 強化旅游安全監管舉措

4.7.1 開展旅游包車專項整治行動

旅游主管部門協調交通、路政、運管等部門進行聯合檢查和抽查，切實保障旅游包車符合資質，從而實現責任的具體化，保障游客的安全，避免無資質司機和車輛導致的安全事故的發生。

4.7.2 重要景區（點）流量管控

采用科學手段有效地控制和計算景區游客流量和承載量，積極推動旅游景區制定實施旅游者流量控制方案，指導旅游景區科學核定最大承載量，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體手段拓寬對外公布渠道，有效地管控景區（點）的流量。

4.7.3 組織開展全國旅游安全大檢查

協同配合開展旅游行業“打非治違”專項行動。針對涉及旅游交通、消防、粉塵涉爆、食品衛生等非法違法行為突出的行業領域，特別是影響行業安全的“黑車、黑導、黑社、黑店”等方面進行聯合整治。

4.7.4 暢通旅游投訴渠道

建立和完善旅游投訴機制，加強旅游投訴系統監管，完善12301旅游投訴熱線的監管。

篇(4)

“三超”是指道路交通中嚴重超速、超員、超限超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違法行為。

三超的內容及定義;

超速：超速是指駕駛員在駕駛車輛行駛中，其行駛速度超過法律、法規規定的速度；超員：超員是指在道路交通過程中，交通工具實際裝載人員超出額定人數；超限超載：超限是指貨運車輛的載貨長度、寬度、高度和載貨質量超過規章制度規定的限度；超載，是指交通運輸工具的實際裝載量超過核定的最大容許限度。

（來源：文章屋網 ）

篇(5)

    行為是屬于交通肇事行為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爭。《檢察日報》曾在本案發生后先后刊登了兩篇代表性的文章。在這兩篇觀點針鋒相對的文章中,麥子的《飆車,真不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文主張胡斌的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劉明祥的《飆車就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嗎?》一文主張胡斌的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1]。從這兩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兩位作者之所以對胡斌案的定性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主要是因為,雙方對于飆車行為的內涵如何界定沒有充分展開論述,胡斌的行為是否屬于飆車行為、對這種行為如何認識也就難以取得一致意見。胡斌案已經被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筆者沒有該案的第一手資料,也無意有關辦案機關的處理結果評頭品足。本文僅就飆車行為的如何定性問題作粗淺探討。

    一、飆車行為的性質分析

    關于飆車一詞,現代漢語詞典對此的定義為:“開快車”。在百度百科中進行搜索,“飆車”一詞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傳說中的御風而行的神車,二是駕車高速行駛。由于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在法律上也就找不到界定飆車的標準。筆者認為,法律意義上的飆車行為并不應僅按照其上述語義來界定,它并不僅是超速行駛行為這么簡單。如果法律對某一路段車輛行駛的最大速度規定為80碼,那么,過往車輛的速度如果是81碼畢業論文,構成了超速行駛,101碼也構成了超速行駛,但二者的危險性卻不可同日而語。從超速行駛的程度上看,認定為飆車行駛,其超過最高限速規定應達到一定比例。另外,判定超速行為是否屬于飆車,還應包括駕車者的主觀心理狀態。因為從一般的社會經驗來看,飆車者追求的大多是高速行駛中感官上的、競爭之后的成就感和驚險演出成功后所獲得的認同感。[2]綜合這兩方面的因素,筆者認為,法律意義上的飆車行為應界定為:行為人明知自己超速行駛,為了達到某種心理上的刺激、等不正當的滿足,而故意為之的行為。

    在實行公共交通管理的空間內駕車飆車的行為并不是一般的交通運輸行為。對于“交通運輸|的含義,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筆者認為,交通運輸是指利用交通工具并借助一定的交通設施將人或物從一地運載到另一地的活動過程,交通運輸的目的是運輸一定的人或物。但飆車行為并非如此。從表面上看,飆車的行為人確實是利用了交通工具,并借助一定的交通設施將自己和所駕駛的車輛從一定運往另一地。但從本質上講,飆車者的目的僅僅是利用一定的交通工具和設施來炫耀自己的某種技能,而和交通運輸無關[3]。

    交通運輸作為一項具有相當危險性的行業,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雖然其帶有與生俱來的危險性,但同時也具有相當大的社會效益,它給人類帶來的高效便捷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綜合考量,它的存在是利大于弊的,因此得到了社會的允許。為了趨利避害,人們制定了大量的交通運輸管理法規,以最大限度的引導交通運輸行為最大限度地造福人類。但公路上的飆車行為卻只具有與生俱來的高度危險性,而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效益。據調查,飆車行為還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危害:影響了行車秩序,妨害了交通安全;制造噪音、污染環境;引發打架群毆等暴力事件;助長賭博歪風,毒化社會風氣;增加交警負荷,增加社會管理成本;引發交通事故,增加社會負擔;引起公眾恐慌和不滿,增加社會對立[4]。綜上,在公共道路上標車的行為本身就帶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理應為法律所禁止。據有關報道,我國的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交通管理規章中都禁止在城市中飆車。

    二、城市道路上飆車行為的構罪問題分析

    1、沒有造成危害結果的飆車行為

    如前所述,公路飆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當前很多城市中這種行為屢禁不止,和制裁不利有很直接的關系,僅憑治安處罰手段不足以有效治理這種行為。將其納入到刑法懲罰范圍之內既有必要性,也不存在適用法律上的障礙:完全可以認定這種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首先,行為人對于自己嚴重超速駕駛的行為是明知故犯的;其次,行為人對于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持放任態度。公路并不是F1賽道,它的存在是為了方便交通運輸,方便快捷人民的  生產生活,而并非是為了滿足一小部分人在超高速駕駛中尋求刺激。如果說行為人對于在封閉的高速公路上飆車還存在自信自己的駕駛技術不會造成嚴重后果的話,那么在城市道路上飆車會對其他車輛和行人造成傷害,自己的行為會產生什么嚴重后果,作為一個理性人,他是完全能夠預測到的。行為人之所以放任為之,完全是因為他對社會公眾的生命安

    全持漠視的態度,對可能發生的后果持放任態度。行為人對自己的駕駛技術持過于自信的態度和對公眾的人身安全持漠視的態度,這兩者并不矛盾。另外,公路飆車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也不僅僅限于交通運輸安全,如前所述,它對整個公共安全都構成了潛在威脅。實行公共交通管理的公路并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尤其對于人流、車流密集的城市道路,行為人在這些地方飆車,會對不特定的多數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這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行為的社會危害相比,差異并不像有些論者所講得那樣存在天壤之別。

    2、致他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飆車行為

    行為人在公共道路上飆車,對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完全持漠視的態度,對于可能發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的態度。行為人在這種罪過的支配下,最終導致他人傷亡或者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加重構成要件。在這里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將這種在道路上飆車致人傷亡的情況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加重處罰情節是否需要致多人傷亡為要件。在胡斌案中,劉明祥教授提出“胡斌不是故意沖撞人群,后果只造成了一人死亡而不是多人傷亡,他的行為與那種已經是使就會造成不特定多數人死亡的所謂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有重大差別”[5]。對此有論者做出了精彩的點評:“本案中,不是故意沖撞人群是事實,但后果只造成了一人死亡而不是多人傷亡卻是偶然——如果當時站在斑馬線上的,不是只有譚卓一個人,而是一群人,那么,案發現場的場景,就會‘壯觀’得多”。“從他(胡斌)決定把車以那種速度開到鬧市區那一刻,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安全,就已經受到威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危險犯,造成嚴重后果只是加重處罰情節”[6]。筆者認為,這種評論是入木三分的。對于在城市道路上飆車造成人員傷亡的情況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加重處罰情節,并不應強求該行為造成多人傷亡。致人傷亡數量的多寡只是在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加重處罰情節的基礎上,對其量刑時應考慮的因素。

    三、對完善有關法律的建議

    實踐中司法人員和社會公眾之所以對這種飚車的行為如何定性爭論如此激烈,和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有很大的關系。可能是因為概念內涵難以明確確定,《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并沒有對飚車行為的禁止性規定。司法實踐中,各地司法機關對于這種行為的處理也有很大差異。司法個案出現之后,各地的不同處理被網絡等媒體傳播放大之后,造成了社會公眾對于司法工作廣泛的不信任。因此,最高立法應在對這類事件的現狀進行充分調研、并廣泛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的基礎上,通過修改法律明確禁止在城市內道路上的飚車行為,并將這種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入罪。司法機關應通過司法解釋或司法判例的形式對在不同情況下飚車行為的定性做出明確的規定,以便有效遏制這種危害行為的發生,統一執法標準,提高司法機關執法行為的公信力。

    [1] 分別載于《檢察日報》2009年5月20日第8版、2009年5月27日第3版

    [2] 沈黎、劉斌志:《青少年飆車現象的社會工作分析》,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8年第4期

    [3] 李麗:《從杭州富家子飚車一案分析公路飚車行為的刑法定位》,載《網絡財富》2009年第7期

    [4]沈黎、劉斌志:《青少年飆車現象的社會工作分析》,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8年第4期

篇(6)

關鍵詞：風險社會；危險犯；社會控制

中圖分類號：DF6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758（2012）02-0153-06

實踐規模的擴大、實踐程度的深化既導致了生活方式的變革，也導致犯罪行為類型的歷史性擴展。21世紀初以來，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科技、經濟、社會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應地社會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危險，例如被關閉的危險煤礦又重新開啟，企業肆無忌憚地排泄污染物。與其說法律對這些現象束手無策，不如說現行法律對此已陷入尷尬境地。當下，我國社會生活中凸顯新的行為類型，這類行為在外在特征上看似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卻能造成嚴重的危害后果。由于這類危害行為與傳統危害行為在行為特征、危害結果等方面具有顯著的差異，導致司法追究刑事責任時存在諸多疑難問題。本文將主要研究新危害行為的特征、刑事立法處理這類危害行為存在的困境以及立法應當采取的對策等，從而服務于刑事立法及司法。

一、新危害行為及其特征

1.新時期我國社會凸顯的新危害行為

新時期，我國社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危害行為，這種行為沒有直接對社會造成現實的侵害而僅造成侵害的潛在危險，但隨著潛在危險的累積，潛在危險將最終爆發而導致不可逆轉的危害后果。例如，某鎮地下有一個煤礦，由于該礦過度開采，該鎮部分街面出現下陷跡象。為防止街面坍陷，縣政府決定停止開采該礦，并用水泥、鋼筋將礦口封住。但是該礦附近部分村民為盜煤自用，秘密將礦口打開，入礦每天盜煤。村民嫌用鋤頭采礦太慢，遂找來炸藥，每次用小包炸藥炸松一塊，然后背走。由于炸藥量較少，每次爆炸并不危及礦自身的安全。幾日后，盜煤村民被當地民警抓獲。雖然村民盜礦沒有對礦的安全造成現實的侵害而僅造成潛在的危險，但潛在危險一旦轉化為現實則將造成嚴重的危害后果。

2.新危害行為的特征

（1）危害行為自身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對上述盜礦行為，危害行為自身沒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它不能直接對社會造成現實的危害，現實的危害結果是通過危害行為造成的危險逐步積累而成的，危害行為自身不能征表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2）行為造成的危險具有潛在性。由于危害行為自身沒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現實的危害結果是由危害行為反復實施最終造成的。因此，在實施危害行為時，危害行為沒有造成現實的危害結果而僅造成了潛在的危險。潛在的危險蘊藏于每次危害行為中，當潛在的危險達到一定程度時，現實的危害結果才最終爆發。

（3）潛在的危險轉化為現實將造成重大的危害后果。任何危害行為都能造成一定的潛在危險，與一般危害行為造成的潛在危險相比，新危害行為往往針對公共安全法益，侵害公共安全的潛在危險一旦轉化為現實則將造成無以逆轉的重大危害后果，如上述盜礦造成的潛在危險一旦轉化為現實則將造成城鎮塌陷的嚴重后果。

二、新危害行為產生的社會背景

1.風險社會的時代背景

“人類實踐的發展程度與人類生活中所面臨的風險的加劇的程度是一致的。”德國學者貝克認為，世界已進入風險社會時期。危害結果的潛伏性是風險社會危險的一個重要特征，危險不是通過現實的危害結果立即顯現出來，而是潛藏在危害行為之中。潛在的危險尚未轉化為現實之前，危險沒有現實的表征。潛在的危險伴隨著危害行為的不斷實施而逐步加深并最終爆發，從而造成嚴重的危害后果。新危害行為是風險社會的產物。

2.社會控制減弱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人不擇手段地獲取利益。”在利益的驅使下，一些人從事違法犯罪活動有恃無恐。當前，有限的司法資源面對多如牛毛的違法犯罪行為，國家有心無力。轉型時期，社會發展變化較快，新的危害行為方式不斷涌現，即使立法機關整天忙于立法，立法也具有不可避免的滯后性。我國傳統刑事責任是以實害結果為中心構建的，但新危害行為造成的危險是潛在的。因此，傳統刑法無法有效打擊新危害行為，導致行為者更是肆無忌憚。“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傳統的社會控制功能逐漸減弱，而新的社會控制機制尚不健全，因而預防犯罪和控制犯罪的能力較弱。”社會管理制度缺失、社會控制能力降低是我國現階段新危害行為爆發的重要原因。

三、現有關于危險犯的立法處置新危害行為乏力

從新危害行為的特征看，實施該危害行為造成特定的危險狀態，新危害行為具有危險犯的某些特質。但在我國刑法中，無論抽象危險犯①抑或具體危險犯都以危害行為造成現實的危險狀態為前提，新危害行為造成的危險是潛在的，這又與危險犯具有差異。我國危險犯立法處置新危害行為乏力。

1.新危害行為不符合危險犯的行為特征

我國危險犯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危害行為能直接造成現實的危險。對于新危害行為，危害行為自身沒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危害行為對法益造成的危險是潛在的而不是現實的。新危害行為不符合危險犯的行為特征，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新危害行為就不構成犯罪。

2.新危害行為的危險狀態難以證明

新危害行為僅造成侵害的潛在危險，由于潛在的危險沒有現實的表征，潛在的危險是通過危害行為認識的，認識方式的間接性使潛在危險的證明困難。潛在的危險尚未轉化為現實前，僅表現為實害結果發生的趨勢、發生的可能性，危害結果發生的趨勢是否必然導致實害結果尚無法判斷。由于無法確定潛在的危險狀態與實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導致對潛在危險狀態的認識困難。潛在的危險狀態是否能夠轉化為實害結果，這與導致潛在危險的危害行為緊密相關，實踐中，危害行為實施到何種程度導致潛在的危險狀態轉化為現實很難有實證的標準。潛在的危險未轉化為現實前是一種狀態，“狀態”的社會危害性的量也無法采用實證的方法作出精確的區分，無法判斷到底何階段的潛在危險的社會危害性較大。潛在危險的性質決定了潛在危險難以證明，致使我國傳統刑事立法對新危害行為無法有效處理。

3.新危害行為的司法訴訟瓶頸

由于潛在的危險狀態難以認定，實踐中，追究新危害行為的法律責任則存在諸多訴訟瓶頸，如河南開胸驗肺案等。追究新危害行為法律責任的訴訟瓶頸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以環境犯罪為例。

首先，沒有實害結果的表征。對一些排污行為，排污時污染物對公共安全僅造成潛在的危險，沒有造成現實的危害結果。按照刑法的規定，追究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刑事責任以危害行為造成現實的危害結果為前提。如果危害行為沒有造成現實的危害結果，就不可能追究刑事責任。其次，因果關系證明困難。污染物的危害通常具有潛伏期，潛在的危險轉化為現實一般要經過較長的時間。危害結果發生后，如何證明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諸多疑難。對一些污染物的危害結果，即使是現代科學技術也很難證明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更何況受害者一般為弱勢群體。再次，取證困難。企業排污后，有關行政執法部門并未及時進行調查處理，造成案件的某些重要證據缺失，使當事人爭議的污染物來源、污染損害結果等重要案件事實因無明確證據支持而一時難以查清。正是上述訴訟瓶頸導致司法很難對新危害行為追究刑事責任。

由于新危害行為不符合現有危險犯的特征，證明新危害行為的危險狀態、因果關系等的困難，導致我國現有以實害結果為歸責中心構建的刑事立法無法有效地打擊新危害行為，我國危險犯立法處理新危害行為乏力。

四、立法設置新危險犯的理論分析

既然現有刑事立法已無法有效應對新危害行為并導致諸多司法疑難，那就只能訴諸立法。為保護法益，防止潛在的危險轉化為現實，應當就立法是否應當設置新危險犯進行理論分析，探討風險社會背景下設置新危險犯的必要性及其立法方式。

1.設置新危險犯的必要性

（1）加強社會控制

“人們總是根據自身利益去選擇自己的社會行為，只有通過社會控制，才能保證人們的社會行為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形成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很多人都曾遇到過可實施犯罪的機會，而大多數人都沒有去干，這是因為他們受到較強的約束，故而限制了犯罪。但是如果限制和控制減弱，一些人便會被誘使去從事犯罪。”在轉型社會時期尤其風險社會背景下，為防止部分人為追求利益而不擇手段，為防止潛在的危險轉化為現實，立法者須依據國家社會管理的需要加強對新危害行為的控制。強化社會控制的重要方式就是加大刑罰的處罰力度，擴大犯罪圈，使刑法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潛在的危險是危害行為造成的，抑制潛在的危險可以通過禁止造成潛在危險的行為予以實現。從社會控制的角度，刑法切入點必須前移，將造成潛在危險的行為犯罪化，通過加強對危險的控制，預防新危害行為。

（2）解決司法訴訟瓶頸

“立法作為社會生活的調節器，當立法者對某些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有了新的或更強烈的認識時，其反應就更趨于強勁。體現在立法技術上，就是增加新的犯罪類別，降低原有犯罪實體或程序標準，豐富原有犯罪的表現形式以及加大懲罰的嚴厲性。”面對新危害行為在訴訟中證明危險狀態、因果關系等的困難，只有從立法上對新危害行為的罪狀作特殊的規定，才能降低訴訟成本。規定的方式就是將某些難以證明的要素刪減，使司法認定犯罪時不再考察危害行為是否導致了特定的危險，不再證明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只判斷行為人是否實施了特定的危害行為即可。這就解除了司法證明潛在危險和因果關系等的困難，最大限度地緩解了司法訴訟瓶頸，降低了司法訴訟成本，符合訴訟經濟的要求。但由此也須防范新危險犯設置泛濫，注意限定新危險犯設置的范圍。

2.新危險犯的立法方式

從犯罪控制的角度，立法只有將特定的危害行為規定為犯罪才能阻止潛在的危險轉化為現實。如果將新危害行為規定為犯罪，犯罪既遂時危害行為僅造成侵害的潛在危險，這種類型的犯罪與危險犯具有相似性。面對風險社會加強社會控制、降低訴訟成本的訴求，針對新危害行為的特點，筆者認為，我國立法應設置新危險犯，對于新危險犯應采取如下的立法方式：

（1）不將危險規定為罪狀要件

由于潛在的危險轉化為現實沒有物質性的表征，司法在訴訟中對危險及因果關系的不易證明限制了對新危害行為的打擊。將危險規定為罪狀要件的傳統危險犯立法已不適應風險社會打擊犯罪的需求，為此，新危險犯的罪狀可取消危險要件。危險不被規定為罪狀要件，司法認定犯罪時只須判斷是否實施特定的危害行為即可，這就極大地減輕了司法證明困難，從而更方便、有效地打擊犯罪，彌補了現有行政、刑事處置方式的不足。“社會是根據自身的利益確定何為犯罪，犯罪不是自然的產物。”

（2）直接將特定危害行為規定為犯罪

既然潛在的危險難以證明，何不轉而證明導致潛在危險的危害行為？一般而言，只要實施特定的危害行為便會邏輯性地導致潛在的危險，且在訴訟中，證明實施了特定的危害行為比證明潛在的危險要容易得多。新危害行為造成的潛在危險隱藏于危害行為之中，潛在的危險通過危害行為的實施逐步轉化為現實，并造成現實的危害，實施該危害行為就具有社會危害性。“一個人的行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響到他人的利益的時候，社會對它就有了裁判權。”因此，立法可將導致潛在危險的行為類型化為犯罪，只要實施該危害行為就構成犯罪。“當一行為具有了社會危害性，并且根據統治意志，需要賦予這種行為以‘犯罪性’并以刑事處罰這種最嚴厲的反應方式對實施這種行為相威脅才有助于維系社會基本秩序時，這種行為就滿足了被定義為‘犯罪’的全部要求。”其實，這種立法方式已經體現于《刑法修正案》（八）對危險駕駛罪的立法中。醉酒駕駛者并不一定都對公共安全造成現實的侵害，但立法為了預防醉酒駕駛肇事，采取擬制的方式推定凡是達到醉酒標準駕駛都對公共安全造成侵害的危險，進而將達到醉酒標準的駕駛行為都規定為犯罪。

五、增設新危險犯的建議

“由于社會環境在不斷地變化，立法依據的價值標準也在不斷地變化，因而，犯罪概念和認定犯罪的標準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所以，犯罪決不是永恒不變的。犯罪的成立與否，必須依據社會的狀態判斷。”面對新危害行為，我國立法應設置新的危險犯類型。

1.新危險犯設置的范圍

立法僅將特定的危害行為規定為犯罪使刑法介入提前，危險犯的范圍增大。新危險犯的設置范圍過寬，可能導致刑法打擊面擴大；新危險犯的設置范圍過窄，又不能有效抑制犯罪。因此，有必要對新危險犯的設置范圍進行合理的界定。筆者認為，界定新危險犯的范圍應當考慮以下幾方面因素：

（1）潛在的危險轉化為實害結果將造成嚴重的后果

生活中，造成潛在危險的危害行為很多，法律不可能將所有造成潛在危險的行為都規定為犯罪。犯罪的本質特征是社會危害性，任何構成犯罪的危害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都必須達到一定的量的要求。由于新危險犯自身沒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新危險犯的社會危害性的量就只能通過危害行為造成的結果予以征表，以此才能使危害行為的犯罪化具有正當化的根基。因此，只有把新危險犯限定在潛在危險轉化為現實將造成嚴重危害結果的危害行為的范圍中，才能使新危險犯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的社會危害性的量的相加符合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量的要求。

（2）潛在的危險應具有侵犯公共安全的性質

盡管新危險犯應存在于潛在危險轉化為實害結果將造成嚴重危害結果的危害行為中，但任何危害行為都會造成潛在的危險，這些危險夾雜著其他因素仍可能導致嚴重的危害后果。因果鏈條的擴展性及不確定性決定了不能僅以潛在的危險將導致嚴重的結果來界定新危險犯的范圍，還須對潛在危險的性質作進一步的厘定。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新危險犯造成的潛在危險應具有侵害公共安全的性質，且這種危險具有轉化為實害結果的較高的蓋然性。公共安全涉及到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在我國刑法中，危害公共安全被視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潛在的危險侵害公共安全表明危害行為可能造成重大的危害后果。同時，將潛在危險限定為具有侵害公共安全的性質也符合風險社會背景下危害行為的特征，因為風險社會背景下，危害行為主要表現為對公共安全的侵犯。潛在的危險轉化為實害結果的蓋然性越高就說明危害行為的現實危害性越大，這也就更凸顯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3）潛在的風險應存在于侵犯公共安全領域的業務犯罪中

現實中，一些業務行為由于涉及到公共安全，一旦違反操作規程則可能造成難以彌補的重大損失。在業務活動中，只要違反操作規程就造成侵害公共安全的潛在危險。為此，國家要求業務活動者嚴格按照操作規程從事各種行為，不得怠慢。為保護公共安全法益，國家可以將一些故意違反關涉重大公共安全操作規程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因為業務活動者對各種規章制度已有相當的了解，只要行為人認真履行職責不故意違反，就不會構成犯罪，這也不侵犯公民的自由。因此，把新危險犯限定在潛在危險轉化為現實將造成重大危害結果的侵犯公共安全領域的業務犯罪中可以在社會保護與人權保障之間實現平衡。

2.增設新危險犯的個罪

當下，我國環境污染、礦難等事件不斷發生，刑法必須積極應對。為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根據我國生活實際及新危險犯的設置范圍，筆者認為，我國刑法應增設以下新危險犯個罪：

（1）違規排放具有重大危害的污物罪

為解決環境污染事故中的訴訟證明疑難，有效打擊違規排放污染物的行為，有必要增設“違規排放具有重大危害的污物罪”。

（2）違規開采已被封閉的危險礦山罪

為防止一些企業牟利，置群眾生命、財產于不顧違規開采已被封閉的危險礦山，有必要增設“違規開采已被封閉的危險礦山罪”。

（3）違規開發金融衍生產品罪

為維持正常的金融秩序，保護世界經濟秩序合理、健康發展，對違規開發金融衍生產品的行為有必要予以嚴懲，故有必要增設“違規開發金融衍生產品罪”。

（4）違規接種疫苗罪

為防止部分衛生檢疫機構或者相關工作人員牟利或不按照規定接種疫苗，如以蒸餾水代替疫苗或注射劣質疫苗給公共衛生安全造成潛在的危險，有必要增設“違規接種疫苗罪”。

因此，新危險犯是指故意實施特定的危害行為就構成既遂的犯罪，但犯罪既遂時，危害行為僅對法益造成侵害的潛在危險。

3.新危險犯是獨立的危險犯類型

新危險犯是否能夠成為危險犯新的類型主要取決于其是否具有獨立的特征，而這又進一步決定于新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具體危險犯的特征比較。

（1）新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具體危險犯的共性

與抽象危險犯相似，新危險犯僅將特定的危害行為規定為犯罪，只要實施特定的危害行為就構成犯罪既遂，個案中毋須再對危險進行認定。新危險犯的危險隱藏在危害行為之中，通過判斷危害行為就可推知危害行為造成的危險。與具體危險犯相似，新危險犯自身也不能征表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危害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通過危險狀態征表的。

（2）新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具體危險犯的區別

一是新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的區別。首先，危害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不同。抽象危險犯自身具有重大的社會危害性，而新危險犯自身卻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其次，抽象危險犯產生現實的危險；新危險犯產生潛在的危險，亦即危險是擬制的。再次，判斷危險的對象不同。由于抽象危險犯自身具有重大的社會危害性，通過識別危害行為便可判斷危險；對新危險犯，危害行為自身不具有重大的現實社會危害性，危害行為不能征表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由于預防實害結果是通過禁止實施特定的危害行為實現的，潛在危險的判斷標準是危害行為是否被刑法所禁止，只要違反相關刑事法規實施危害行為便推定產生危險。

二是新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的區別。首先，具體危險犯的危險需要在個案中具體判斷；新危險犯的危險不需要具體判斷，新危險犯通過禁止實施特定的危害行為以防止潛在的危險轉化為現實，一旦實施該危害行為便推定危險產生。其次，具體危險犯造成的危險是現實的；新危險犯造成的危險是潛在的、擬制的。

綜上所述，新危險犯具有危險犯的共性，但新危險犯在特征上與抽象危險犯、具體危險犯又有顯著的區別。因此，新危險犯應成為獨立的危險犯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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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活質量；主觀幸福；指標體系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4-0203-03 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從人民的日常生活來看，一方面，物質生活日益豐裕，另一方面，精神文化生活也多元豐富起來。社會的發展必然是以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為最終目標，這也是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戰略的具體體現，21世紀社會發展的基本內容是提高人類生活質量，因此，相應地必須建立一套系統完善的生活質量體系，從而對社會發展的質量予以評價和校正。

生活質量研究的動力來源于人們探求如何最大程度地滿足自身物質、精神等需要的欲望；生活質量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在有限的社會資源制約之下最大限度使人得到全面發展；生活質量研究的展開，是人們思考經濟增長與生活質量之間關系的結果；生活質量研究的結果是準確定位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人的生活狀況。關注有關生活質量的評價體現了人對于自身生存狀況的重視[1] 。

一、生活質量的概念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我們的衡量系統應該把重點從衡量經濟生產轉向衡量人們的幸福，致力于建立一種用著眼于幸福的衡量標準和記錄可持續的衡量標準來補充市場活動衡量標準的統計系統[2]。因為單一的衡量標準無法概括社會成員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多元化需要，因此衡量系統必然包含一系列不同維度的指標參數，生活質量指標體系正是這樣一種衡量系統。

生活質量內容豐富，流派眾多，其內涵和外延都十分寬泛，一般分為個體層面的生活質量和群體層面的生活質量。

（一）個體層面生活質量

評價一個美好社會不僅是要看它有多少財富，更要看財富的品質，既要看商品的數量，也要看商品的質量。在個體層面上，對于美好生活理論，分為了三種不同的生活質量研究方法——享樂主義理論、偏好滿足理論和理想理論。

享樂主義理論認為終極的美好就是擁有某些可以意識到的經歷——幸福、愉快、滿足——伴隨著對各種欲望的追求。該理論強調個體的主觀經歷，認為美好生活是由許多幸福的經歷組成的，主觀的精神體驗是其理論的核心，因此該理論更看重過程。

偏好滿足理論認為美好生活就在于欲望和偏好的滿足之中，美好被理解為人們能夠得到他們渴望和偏愛的東西，將最少的未能得到滿足的需要等同于更多的幸福，因此該理論更看重結果。

理論認為至少有些美好生活既不是可意識到的享受，也不是偏好的滿足，而在于對某些具體標準理想的滿足中，即美好的生活存在于某些客觀美好事物的實現之中[1]。

在多元化的生活質量定義中，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研究組對生活質量的定義最具代表性：“生活質量被定義為個體對他們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和價值體系背景中的生活狀況的感知，這種狀況與他們的目標、期望、標準和關注密切相關。生活質量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以一種復雜的方式將個體的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水平、社會關系、個人信仰和他們與環境顯著特征的關系融入其中。”[1]

（二）群體層面生活質量

從個體層面上升到群體層面，其定義更具廣泛性和綜合性。澳大利亞統計局給出了這種特征的生活質量的定義。

“從生到死，生活使個體處于一個動態的文化中，它包括自然環境（光、熱、空氣、土地、水、礦藏、植物、動物）、人造環境（物體、建筑、公路、機械、設置、技術）、社會設置（家庭、社會網絡、聯盟、制度、經濟）以及人類意識（知識、信仰、理解、機能、傳統）。幸福取決于這種文化內相互作用的所有要素，可以被看做生活方方面面的健康或富足的一種狀態。測量幸福因此包含描述整個生活以及考慮每個生活事件或對個體生活質量或社會凝聚力有潛在影響的社會情境。在個體層面，這包括生活的、生理的、感情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方面。在更廣闊的層面，個體周圍的社會的、物質的以及自然環境相互依賴，成為幸福方程式的組成部分。” [3]

二、生活質量評價指標的標準和方法

社會指標是反映社會經濟狀況、衡量和監測社會發展程度的一種有效量化的工具。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理論導向，人們可以從眾多指標中選擇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指標，構建出各種不同的具有針對性的指標體系。就中國生活質量評級指標體系的構建而言，其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對各種社會發展現象進行簡單的描述和排序，更重要的是從中發現潛藏的矛盾與問題，提出相應的政策和建議，從而正確引導人們群眾全面提升生活質量，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1]。

（一）衡量生活質量的適當標準

我們必須找到衡量生活質量的適當標準。一個人所過的生活可以被看成是所做的各種事情和各種存在狀態的一種組合，它們可被統稱為功能性活動。一個人的生活是由各種行為和狀態（功能性活動）及其在這些行為和狀態中進行自由選擇的能力構成。阿瑪蒂亞·森論述過功能性活動、能力和價值的關系，指出：“能力方法關注的最原始概念是功能。一個人的能力反映了這個人能夠獲得的功能的不同組合，他可以從這個組合中選擇一個集合，并且根據獲得有價值的功能的能力來評估生活質量。” [4]

有些功能性活動時最為基本的，例如基本的物質保障來維持身體健康、良好的教育水平、個人自由活動等。有些功能性活動較為復雜，例如維護尊嚴、參與社交活動和政治發言權等。

（二）評估生活質量的測量方法

個體的幸福能夠通過人們對自己的主觀評價得到測量。這種主觀評價建立在他們感覺的基礎上，或是通過對比任何數目的、可觀察的、反映在他們幸福上的特征得出。在某些方面，幸福可能最適于主觀評價，因為它與幸福和生活滿意度這些概念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個體的幸福能夠通過測量人們對他們的生活或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幸福感或滿意度來得到。[3]

在選取評估生活質量的指標中有以下具體要求。指標必須有明確的實踐目的。指標應該幫助公共政策制定者發展和評估總體所有層面的計劃。指標應該建立在時間序列的基礎上以允許定期檢查和控制。指標應該建立在已有的理論基礎上。指標應該是可信、有效和靈敏的。指標應該作為單獨的數據報告，但也能被分解為不同部分。總體的領域應包含全部的生活經歷。每個領域必須包含生活質量結構的基本但又不同的方面。

三、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建構

（一）衡量生活質量指標的選取

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內容豐富，必須選取對人類幸福緊密相關的指標。比如物質福利、健康、教育、公共安全、政治發言權和生態環境。

1.生活質量的物質福利指標及評價。增進物質福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活質量；提高生活質量的根本途徑是增進物質福利，二者相輔相成。生活質量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對生活的更高追求，人們只有在物質需求滿足的基礎上才能追求更多精神需求，只有在物質滿足的基礎上才會轉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經濟發展是指由于科技、社會進步而造成的國家經濟質的改變和結構的調整，主要的衡量指標是人均GDP和人均GNP的增長狀況，他們反映的是國家經濟生產力的提升情況以及國民享受的物質福利。

2.生活質量的健康指標及評價。健康是人類追求的永恒主題。世界衛生組織在其中提出：“健康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不虛弱，而是身體的、精神的健康和社會適應的良好的總稱。”也即健康是身體的、精神的和社會的三位一體的全面健康。因此健康是一個既影響壽命長短又影響生活質量的基本因素。對健康的評估需要可靠的死亡率和發病率作為衡量結果。不同年齡階段和性別的死亡率度量了人們面臨的死亡風險，也被用來計算一個人的預期壽命。健康狀況指標包括平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傳染病發病率。

3.生活質量的教育指標及評價。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體居民的生活質量，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及其現實滿足程度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出發點。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體現，是社會發展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和最高原則。人類已經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將由學習來決定生活質量的新世紀。所以必須詳細地制定衡量教育的各項具體指標，比如系統性地列入被調查者及其父母學習經歷的詳細信息。由于童年時期所受到的教育對一個人未來發展影響深遠，所以有必要調查和衡量一個人童年時期的教育。教育指標一般選取公共教育開支占GDP的百分比、各級各類學校教師學歷合格率、綜合入學率等。

4.生活質量的公共安全指標及評價。公共安全的定義要求公共安全指標考慮到公共性，即對群眾生活造成影響，指標反映的是生活中所受安全損害風險的內容。公共安全指標設置了五個方面的二級指標：生產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社會治安和食品安全。生產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選取死亡人數和死亡率；社會治安選取立案數和構成比例；食品安全選取立案數和結案數。

5.生活質量的政治發言權指標及評價。國家政治體制的特征和性質決定了政治發言權。法律保障了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也保障了普通法規規定的權利，它們能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法律體系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從而對市場運轉、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造成影響。因此，必須制定合理的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公民參與政治的自由度，例如國家公務投票比率[2]。

6.生活質量的生態環境指標及評價。環境是構建和諧生活的基礎，也是生活質量的基本內核之一。缺乏一個良好而平衡的生態環境，和諧社會與生活質量也就失去了基本的意義。所以保持和提升人民的環境質量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步驟和必然追求。生態環境條件直接關系到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使用一些環境指標來監測人們的生活狀態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比如空氣和水污染的指標。

（二）生活質量體系構建的意義和價值

1.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道德之間的關系得以重新審視。當代西方社會，已經產生了關于良好個人行為的道德假設，以形成更高的生產力和經濟增長。1904年，馬克斯·韋伯指出：一種內在的道德取向的倫理，正是通過倫理道德的個人行為，對促進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起到了個重要作用[5]。經濟增長不僅依賴于道德動力，它也可以促進社會更加開放、寬容和民主，反過來推進道德的進化[6]。所以，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構建可以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諧發展。

2.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建立更加關注個人的幸福。傳統的指標一般關注的是經濟增長，很少對個人幸福感有所評價。一般來說，有以下五個方面因素決定個人的幸福感：個性因素，如自尊、自控、樂觀、外向和精神健康；社會人口因素，如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教育；經濟因素，如個人及總體收入、失業和通貨膨脹；情形性因素，如具體就業和工作條件、工作單位的壓力、與同事親戚朋友的人際關系、與婚姻伙伴的關系以及生活條件和健康狀況；體制性因素，如政治權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的直接參與政治權利[7]。以上這些因素都會在生活質量體系里有所體現，從而更加科學合理的反映個人幸福。

3.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對中國改革政策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具體實施具有監督作用。從該指標體系各項具體指標中可以看出人們的需求滿足程度，與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戰略目標相對照，衡量社會發展是否達到預期目標。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可以幫助國家和政府掌握人民的生活狀況，及實地發現偏低的指標，相應地調整社會政策，以在預期時段內達到預期目標，從而發揮監督作用。同時，它還可以間接地對各項改革政策經行檢驗，避免它們脫離促進社會發展的正確軌道[1]。

4.科學的生活質量指標體系讓我們認識了真實財富的含義，并更具可持續性發展。真實的生活意味著符合一個人的價值觀、一個家庭或家族的共同價值觀。真實財富表示我們生活核心價值觀的真實福利狀況[8]。生活質量體系可以更好地反映福利的變化，并努力使得個人的價值觀與社區乃至社會的價值觀融合在一起，這樣一種將集體精神和共同責任為出發點，可以確保生活質量的各種福利，無論對當代還是后代，都是欣欣向榮和充滿活力的。

參考文獻：

[1] 周長城.生活質量的指標構建及其現狀評價[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25-147.

[2]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阿瑪蒂亞·森，讓—保羅·菲圖西.對我們生活的誤測[M].阮江平，王海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45-120.

[3] 馬克·拉普勒.生活質量研究導論[M].周長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41-107.

[4] 阿瑪蒂亞·森，瑪莎·努斯鮑姆.生活質量[M].龔群，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36.

[5]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蘇國勛，譚方明，趙立瑋，秦明瑞，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25.

[6] 本杰明·M.弗里德曼.經濟增長的道德意義[M].李天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