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金融知識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行為財務學作為新興的財務學理論分支，自誕生以來就與占據財務學統治地位已有三十年之久的有效市場假說，財務學基礎的套利理論，投資人理性以及自1980年以來的大量異常現象進行了長達二十多年之久的爭論，雙方此消彼長，共同加深了人們對資本市場和企業財務的理解，促進了財務學向更廣更深的方向發展。行為財務學的發展已初步完成了從批評到建設的關鍵一步，它不再是純粹的批判式理論。但不容否認的是，行為財務學所引用的主要是實驗心理學的若干原理，而心理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基礎和出發點與經濟學理論不同。心理學研究的是在不同情景下人們的認知模式；而經濟學則研究在穩定的環境下人們的經濟判斷和決策。亦即在各種情景下某些特殊的心理學現象不能成為經濟學普遍規律的研究基礎。理論上的缺陷再加上實驗環境與現實生活的較大差異，使得行為財務學在體系上缺乏一致性的同時，也為其學科的準確定位增添了難度，亦即行為財務學到底是一門獨立完整的學科體系，還是僅僅是喜歡標新立異的異類頑童而成為財務學研究中的匆匆過客？目前行為財務學的研究已深入到財務領域的各個方面，但仍屬于零打碎敲和零散叫賣的階段，尚未尋找到一塊安身立命之地。最新文獻表明，未來行為財務學的發展正朝著兩個方向努力。一是逐步將現有理論模型整合為較為統一的理論體系并進一步獲得實踐的檢驗。Shefrin和Stateman（1994）進行了這方面的努力，但到現在為止，大部分研究集中于鑒別可能對資本市場行為有系統影響的行為決策屬性。另一種研究前景是將傳統財務理論與行為財務理論結合起來并在新的基礎上進行全面整合。在理論上，Brave和Lfenton（2002）認為兩種理論本質上是一致的；Bar-beris和Thaler指出，一種新的，可以包容兩者的理論或許將替代“理性范式”與“行為范式”；在實踐中，Daniel、Hir-sheifer和Subrahmanyam（2001）基于投資者過度自信的心理偏差建立起的一個融合新古典理性預期和行為財務非理性預期的模型，可說是朝著這個方向的一種努力。而Shefrin和Statman提出的行為投資組合理論（BPT）（1999）和行為資產定價模型（BAPM）（1994）是將兩者理論結合起來的完美典型，它們的提出引起了財務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和極大熱情。但筆者認為前一種方向仍然停留在對資本市場行為研究的個別層面和技術層面；而后一種研究則有可能在貌似兼容合并的過程中，將行為財務學淹沒在傳統財務學的海洋中并逐漸喪失其獨立性。因此，行為財務學如果真想找到一塊安身立命之地，這塊地就不能也不應該是傳統財務學搶食下的殘骨碎肉，而應該是在財務學范疇劃出一塊專屬的研究領域，并以此為平臺形成一套獨立于傳統財務學之外又能涵蓋整個經濟學領域的學科體系。筆者的觀點是：如果把經濟學看成是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學科；也把傳統財務學看成是第二個學科；行為財務學也就必須和他們一樣，以平行獨立的第三學科的姿態出現。①當傳統財務學試圖吞占整個經濟學研究領域時，行為財務學也要有堅持吞占整個經濟學研究領域的雄心，如此才能有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二、行為財務學的理論基礎

傳統財務學的理論基礎建立在“理性人”的分析范圍內。隨著資本市場大量異常現象的出現，傳統財務學難以解釋并陷于尷尬的境地；寫作論文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行為財務學對人的完全理性提出質疑，并將其理論基礎建立在人的“有限理性”的假設上，但“有限理性”并非行為財務學首創。自從西蒙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對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還沒有公認的看法（楊小凱，2000年）。西蒙將“不完全信息，處理信息的費用和一些傳統的決策性目標函數”引入經濟分析，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以完全理性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派模型將這三要素全部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內吸收。因此可以說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三要素并沒有抓住“有限理性”的要害。其實早在1921年，奧派學者Knight就提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謂“根本的不確定性”，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再從奧派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即使不考慮這種“不確定性”的內生變量，在這個千變萬化的市場中，個人決策之間及其與價格的互動也會產生社會性的“根本不確定性”。換言之，在市場用價格制度做社會實驗，逐步獲得社會理性的過程中，個人面對的卻是根本的不確定性，亦即他不可能了解其他人的私人信息。奧派學者哈耶克解釋了這種“根本的不確定性”源于一種分散在社會各個角落僅僅由個人所擁有的“極其重要但未經系統組織的知識，即在特定時空之情勢的那種知識”。這種被哈耶克稱為“默會的知識”，決定了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或頭腦能夠隨時全部掌握它們，即使是先進的統計系統和再高級的計算機，也不能將這種知識集中起來。然而，正是這種具有分散性、多樣性和易變性的“默會知識”，在人類社會的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這種認識，哈耶克在批駁“建構論唯理主義”的同時，從政治哲學的高度提出了“進化論理性主義”的思想。人的理性能力有其限度，面對紛繁的世界（或市場），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曉一切達到全知，因而人類不可避免地始終處于某種相對的無知狀態。然而正是這種“無知”為個人的自由與選擇留下了空間。

就目前行為財務學關于“有限理性”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西蒙的認識階段，將其作為理論基礎缺乏深度。也有不少文獻將20世紀初心理學上行為主義的興起作為行為財務學最早的理論根源，還有的學者將凱恩斯的“空中樓閣理論”視為其理論基礎。筆者認為，行為財務學畢竟屬于經濟學的分支，它只是將心理學作為研究的工具，其最終目的是要對經濟和財務行為給出解釋，因而將心理學視為行為財務學的理論根源似乎欠妥，而“空中樓閣”是凱恩斯龐大理論體系中的一片枝葉，不足以撐起行為財務學理論的大廈。傳統財務學批判行為財務學模型沒有嚴格的理論假設，看起來可以解釋任何事情，但實際上理論基點過于零碎而不系統，因此不能稱之為規范的財務理論。要想頂住這種批判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理論體系，行為財務學必須找到一個獨立的經濟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從上述站在奧派的立場上剖析“有限理性”的本質，我們發現奧派并非從市場上種種特殊的心理現象和行為來解釋“有限理性”，而是從個人決策面臨的“根本不確定性”入手，進而再從“知識論”的角度提升到“進化論理性主義”的社會哲學層面來解釋“有限理性”的本質內涵。②奧派自1871年誕生以來就逐漸把經濟學從狹隘的死胡同中解脫出來，置放在“把人當人”的社會哲學層面，一切從“人性”、人的心理、人的行為研究開始著手，強調個人、觀念、自由、市場、永續發展等概念范疇，將經濟學的研究轉向政治哲學、人類交往、社會合作等一般程序，在其13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發展出一套既獨立于新古典經濟學又能涵蓋整個社會經濟學領域的理論體系。因此，筆者認為，行為財務學應該以奧地利經濟學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目前應加大兩者關聯性的研究。

三、行為財務學的應用范圍

行為財務學的應用研究主要局限于兩大領域：金融市場和公司財務。在金融市場上，主要考量主體的投資行為以及異常現象的解釋上，又被稱為“行為金融”；而在公司財務方面，主要研究投資者非理性以及管理者非理性下的公司財務行為。目前就前一方面的研究而言，行為金融中的心理論述事實上是許多心理效應的調和物，對于不同的市場“異象”缺乏一種具有普遍解釋能力的理論或模型，這使得它的反對者迄今為止仍將行為金融的相關論文稱為“異象文獻”，甚至認為，由于行為金融缺乏獨立的論據，被現代金融吸收同化只是時間問題；而就后一方面來說，行為財務在運用心理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方法與結合傳統財務方法的道路上，也還沒有太多的標志性案例，其提出的“非理性”框架設計尚未得到進一步的實證數據的支持，由于所引用的主要是實驗心理學的若干理論，而實驗室與現實生活不可同日而言，使得行為財務的解釋能力缺乏普遍性和說服力。總之，目前行為財務學的應用研究還只局限于一池一地的狹小范圍，還沒有從更為寬闊的層面來展現其魅力和意義。需要指出的是，行為財務學的最大貢獻就是把“人”重新放入研究的視野，把實驗的方法帶入了財務學，開拓了財務學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啟發了人們對既有經典理論的質疑和繼續研究。長期以來，在人們的觀念中，財務學就是一門單翼的應用技術型學科，我們稱之為“技術財務學”。20世紀80年代，由于行為財務學的出現，極大地挑戰了傳統的效率市場假說和理性經濟人假說，使得人們對財務學的學科屬性、目標內容及學科體系都有了全新的視覺和思考，而這一切恰恰是目前行為財務學應用研究中所忽視的地方。復雜多變的財務管理環境需要行為財務學對現實“財務學”發展中的諸多問題作出解釋和回答，以此突破理性假設的局限，拓寬財務學的應用領域，豐富財務學的理論內涵。由于行為財務學的產生和崛起，筆者認為，（1）財務學再不是一門純粹的技術性學科，也不是純粹理論性學科，而是一門以資金流、行為流、文化流為主要管理對象的管理應用型人文學科。現代財務現象本質上已經成為一種人文現象，財務學所要做的也不單純是研究產品的數量與價格之間、成本與利潤之間抽象的關系，而是發現人的財務行為的特點和規律。行為財務學倡導并注重對人的財務行為的研究，“人”成為現代財務學科體系的邏輯起點。財務學由一元的技術屬性轉變為同時具有技術性和人文性的二元雙重屬性。（2）就財務學的目標內容而言，在保持傳統財務學基本結構的前提下，未來財務學的發展應該跳出技術層面的束縛，以行為財務學“人的行為”作為出發點，努力向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拓展。資金運動的本質是受到人的觀念和行為操縱的，人的觀念和行為又受到外在制度和環境的影響和制約，而制度背后是文化，制度的演進需要社會主體以某種更高層次的文化因素來完成，而文化的本質就是“人化”。因此，財務學不僅是一門專門研究財富增長的學問，也是一門研究人的行為的學問。“人”同“資金”一樣也成為財務學的主體。這樣，與財務學的二元學科屬性相對應，財務學除了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還應以“人”的責任最大化為目標；除了傳統的“投資、融資、分配”三大內容外，還應該注入“行為財務、制度財務、文化財務”的內容。（3）萌芽于19世紀末，成熟于20世紀50年代的財務學，在1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人們對于其學科體系卻很少進行明確而系統的研究。但透過一些西方財務學術論著和教科書，就會發現所介紹的都是公司理財中的技術方法，幾乎沒有財務人行為、思想、觀念以及財務文化的闡述和說明。這表明，在西方學者的觀念中，財務學就是一門單翼的應用技術性學科。雖然近一二十年來，公司財務管理的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何種企業組織，無一例外地都從不同側面強化了“人”在企業發展中的主導地位，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財務學還沒有對這種事實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相關理論和實務變革作出反應和解釋。因此筆者認為，行為財務學的最大運用是為構筑現代財務學科體系提供了一個充滿人性和人類價值的理論框架。財務學由單翼的“技術財務學”而演變為“技術”和“文化”并存的“雙翼財務學”。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