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作為媒介可以反映時代特色，期刊史研究最能體現期刊的這一功能。從醫學期刊創立以來，醫學發展史中的所有重大變化都與期刊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對醫學期刊史的發掘和整理，不僅可以反映我國的醫學傳播過程，也有助于研究期刊在傳播中的角色和作用。本文通過對近代醫學期刊史的梳理，發現醫學期刊推動了近代醫學體系的建立、促進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學術交流和發展，并且具有社會導向作用。媒介作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溝通社會信息、記錄科技發展、促進社會進步、提供娛樂休閑的社會功能。人類科技發展的推動，以及各階層、組織間信息交流的需要，以及市民娛樂休閑的需要，才促進了各種媒介類型的產生和不斷發展。期刊在媒介史上是最后出現的紙媒，繼承和結合了圖書、報紙二者的優點，形成了獨特的媒介特征。在整個期刊群體中，既有為科技類期刊承載最為高端、前沿的科技信息，也有大量的哲學、社會科學期刊為社會進步提供理論支持，各行業、各領域、各地域也均有各種期刊充分進行信息交流，更有大量綜合類期刊為社會提供休閑娛樂，這些功能使得期刊成為相當受重視的各種媒介類型中重要的一種。文化發展與歷史息息相關，而期刊正是文化傳播的載體。期刊是在具體的歷史時代中對人民大眾需求的全面滿足的體現。期刊的發展不僅與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有關，也與社會發展及政府的指導方針有關。我國醫學期刊在時代的浪潮中隨波逐流，其發展已歷經百年。從醫學期刊創立以來，醫學發展史中的所有重大變化都與期刊緊密聯系在一起。醫學期刊可以反映出中國近代醫學的實際狀況以及其對社會文化、醫學格局的影響。通過對醫學期刊史的發掘和整理，不僅可以反映我國的醫學傳播過程，也有助于研究期刊在傳播中的角色和作用。現有研究對期刊進行整體上的史料梳理研究較為匱乏，而該類研究最能體現作為媒介的期刊如何反映時代特色。故本文對近代醫學期刊史進行梳理，縱觀時代需求對期刊定位的影響。

一、醫學期刊近展史

（一）晚清時期

晚清時期是醫學期刊的萌芽期，在此期間共創辦了醫學期刊26種[1-3]。我國醫學期刊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792年。清代名醫唐大烈受到當時的講學之風的影響，創辦了我國第一本醫學期刊——《吳醫匯講》，自此開創了我國醫學期刊史的先河。由于印刷技術的發展與興盛，以及時代與社會的需求，醫學期刊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此時期的中醫期刊尚不多，以西醫藥學期刊為主，并且此時還未對醫學科目進行細分，以綜合類期刊為主。其中，中醫期刊6種，西醫期刊15種，中西醫綜合期刊5種。傳教士在近代中西醫文化交流活動中發揮了媒介和橋梁作用，這種活動對中國醫學和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傳教士來到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傳教，傳教士試圖通過輸入現代科技知識和西方人文社科知識推動基督教的傳播，即通過廣義的西學來改造中國。19世紀初，羅伯特·馬禮遜以傳教士的身份進入國中，開啟了基督教在華傳教的歷史。由于傳教收效甚微，傳教士轉而利用教育、醫學和辦報等途徑作為傳教的輔助手段，把國外的科學文化和知識傳入國內，其中比較有名的傳教士有利瑪竇、龍華民、艾儒略、湯望若等。在嘗試過各種手段后，傳教士們發現“醫學傳教（MedicalMissionary）”的效果較好。通過向當地居民治病施藥，民族間的藩籬逐漸被消除，傳教士得以接近中國各個階層。特別是1805年葡萄牙商人將牛痘活苗帶到澳門，開展了牛痘接種。英國醫生皮爾遜編譯了牛痘接種的相關書籍《牛痘奇法》，使牛痘法在華迅速傳播，加速了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1817年牛痘接種經驗被總結為《引痘略》，在國內被相繼翻刻刊行。183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郭雷樞首次呼吁歐美教會雇傭傳教士醫生來華服務，自此大量的傳教士醫生進入國內，將西方醫學大規模傳入。鴉片戰爭導致中國戰亂不斷，人民飽受疫病傷痛折磨，而西醫見效快、痛苦少，加之當時的傳教士開辦了西醫院、翻譯醫書等，使中國民眾對西醫的逆反心理逐漸減弱，日益接受了西醫在治療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1880年由廣州博濟醫局發行《西醫新報》(WesternHealingGazette)是我國第一份西醫中文醫學期刊，由嘉約翰(JohnGlasgowKerr)擔任主編。但《西醫新報》因當時的文獻匱乏以及具體執行中產生的問題，導致其僅維持了兩年即告停刊。自17世紀下半葉起，西歐相繼出現了柏林皇家醫學會、巴黎外科學會、愛丁堡和倫敦醫學會等醫學團體，他們通過舉辦會議、編輯期刊，極大地推動了當時歐洲醫學的進步[4]。1886年以美國醫學傳教士文恒理為代表的在華的醫學傳教士借鑒西方的醫學社團制度，在上海成立了國內首個醫學社團——“中國教會醫學會”(TheChinaMedicalMissionaryAssociation)，即博醫會。博醫會于1887年出版發行《博醫會報》(ChinaMedicalMissionaryJournal)。然而，《博醫會報》是一份英文期刊，在辦刊時曾預想每期“附列中文醫論一則或二則，以備參考”，希望“中國有學西醫之士，相與有成。無論內外各科，務抉精義著為宏文，以光簡冊”，但直至《博醫會報》與《中華醫學雜志》合并也未能實現轉變為中文期刊的計劃。其后這些傳教士又在國內創辦了西醫報刊，如《海關醫報》《西醫新報》等[5]，至此西醫開始大規模傳入我國。傳教士拉開了“西醫東漸”的帷幕，并且通過報刊這種現代性傳播工具把西醫帶入國內。他們的目的無非是為傳教，但也以此為契機為西醫學打下了基礎，并促進了西醫學在中國的立足與發展。期刊的出現改變了中國傳統的醫學傳承方式，顛覆了中國傳統信息傳播方式，將新型大眾傳播工具和傳播模式引入國內，從而揭開了中國近代期刊史的序幕。與此同時，清政府也因辦“洋務”的需要，開始成批派遣學生出國留學。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后，清朝統治幾乎傾覆。為維護垂危的統治，清政府開始向日本廣派留學生，培養“新政”人材，而日本政府也企圖通過留學生來增強其在中國的勢力。一時間留學生如水赴壑，紛紛至日本留學。受到日本文化、政治的影響，在留日學生中出現了“科學救國”、“從醫學開始改變中國的落后局面”的思潮。留日學生組織了名目繁多的學術團體，并創立了幾十種介紹西方學術文化、宣傳君主立憲或反清革命的期刊，其中醫學期刊以《衛生世界》為代表。這些由國人創辦的啟蒙報刊打破了外國對西醫傳播權的控制局面，進一步加速了西醫傳播的本土化進程。在當時，這為啟迪民族精神、謀求救國良策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6]。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時期出現的以“著述醫”自稱的陳垣。與多數愛國志士一樣，陳垣以筆為槍，以報刊為陣地，先后創辦了《醫學衛生報》及《光華醫事衛生雜志》，利用報刊的宣傳教育功能開辟出一條切實可行的醫學救國之路，即以“醫人醫國為其宗旨，醫學新知為其內容，報刊傳播為其形式[7]。”這兩方面的原因使醫學的發展較其他學科更早、更快。而期刊作為記載、傳承、傳播學術成果的載體正好反映了這一歷史過程。

（二）民國時期

民國時期（1912—1949）是“中國社會逐步實現由舊到新的轉變時期”，也是我國醫學發生重大變革的特殊時期。受近代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西醫和中醫體系在這一時期產生了激烈地碰撞[8]。政府實行扶植西醫、壓制中醫的政策，使兩種醫學體系的發展進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態——西醫獲得長足發展，中醫卻舉步維艱[9]，但無論是中醫藥期刊還是西醫期刊在此期間都曾得到迅猛的發展，其數量、品種均達到了歷史上的空前水平。據《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記載，1980—1949年國內創辦的中醫藥期刊約260種；1912—1937年出版西醫藥期刊共237種，但多數出版時間不長，影響不大；1938—1949年出版西醫學期刊約有百種，但至1948年底僅存30余種[10]。民國時期的中醫藥期刊主要由中醫社團、中醫學校和中醫藥界知名人士承辦，以“發揚國醫國藥”、“謀國學之復興，作知識之交換”為主旨。1920年前創辦的中醫藥期刊約20余種，以《和濟醫學衛生報》及《醫藥衛生通俗報》為代表。1920—1937年是中醫藥期刊出版的活躍期。由于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及中醫的興廢爭議，中醫學界各單位與知名人士聯合發聲，先后出版了中醫藥期刊逾200種，多集中于經濟、文化較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如上海、江蘇、浙江、廣州等。出版數量以上海最多，其次為浙江、江蘇、廣東、福建、北京、天津等。其中以《中醫雜志》、《醫學雜志》、《醫界春秋》《杏林醫學月報》等為代表。1938—1949年，由于抗日戰爭爆發、政府對中醫打壓以及期刊的經費和人員不足等問題，導致多數期刊被迫停刊。此時，中醫藥學界為中醫生存問題還在不斷努力，仍創辦約80余種刊物，但大多刊行年代不長，缺乏影響力。而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西南轉移，四川、廣西等地也相繼創辦中醫藥刊物，其中以《中和醫刊》、《國醫月刊》、《復興醫藥雜志》為代表。在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由于內戰全面爆發，社會經濟蕭條，導致期刊業也隨之蕭條，中醫藥期刊一度沉寂，僅少量期刊進行復刊，新刊物也很少，以《新中醫》、《杏林報》、《華西醫藥雜志》為代表。在西醫藥期刊方面，其歷史演變與民國時期政治斗爭的變化軌跡本質上一致。由于當時列強入侵以及工業文明的興起和發展，中國的舊式教育制度已不能適應當代社會的要求，政府曾多次頒布法令推行學制改革，包括以日本學制為圭臬的壬子癸丑學制和以美國學制為圭臬的六三三學制。在政府的支持下，自辦醫學院校迅速發展，逐漸取代教會醫學校成為了當時主要的西醫人才培養基地，為西醫發展提供了大量后備人才，預示著西醫傳播已經實現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的本土化。醫學學校、醫學團體、政府、本土西醫以及各大報刊紛紛開始創辦醫學期刊，使西醫藥學傳播事業在多主體傳播格局下的繁榮發展。西醫期刊在此時期的傳播進程呈現出階段性和地域性差異，但是其數量飛速增長，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到1949年共創辦期刊500余種。期刊發展總體趨勢為逐步增加，幾乎每年都有新刊創立，共經歷了四個辦刊高峰，分別為1920年、1930年、1940年和1947年，均處于民國社會政治經濟政策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有研究[6]對近代西醫藥學報刊進行整理發現，僅確知創刊時間的專門性西醫報刊就多達501種，另有約330種醫藥衛生方面的副刊；期刊類型也十分豐富，如西醫、西藥、護理、口腔、公共衛生以及其他綜合性報刊等。經過大規模宣傳、辦學、譯書等傳播手段，西醫學被中國醫學界和民眾廣泛接受，成為主流醫學。這時的西醫學本身已經歷了重大的發展和變化，成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學技術基礎上的一門綜合性科學[11]。西醫傳播中心也隨著社會動蕩經歷過數次變遷，醫藥學期刊先是以沿海口岸和沿江流域、經濟較為發達的上海為傳播中心向周圍擴散，其后在紅色抗戰時期隨著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轉移至西部地區和革命根據地，最終形成一個“多極-多向”的擴散網絡[6]。這一過程可以大致上分為三個階段：（1）民國前期（1912—1927）：在此時期，受到革命運動的影響，特別是新文化運動，西方文化興盛，在“科學救國”、“醫學救國”等主張下，西醫藥期刊經歷了期刊的初創階段。但此時西醫體系尚未建立完全，北洋政府內外交困，其傳播主要依靠個人，主要話語權還在外國人創辦的刊物手中。西醫藥期刊在內容上也以文獻翻譯為主，缺乏國人的自主研究內容，內容較為粗糙。此時，西醫藥期刊的范圍較小，影響力也很弱，傳播僅集中于幾個通商口岸，民眾對西醫的重要性不甚了解，也不感興趣。（2）民國中期（1928—1937年）：此時期是整個西醫藥期刊發展的興盛時期。國民政府建立后，對醫藥衛生方面十分重視，設立衛生司負責全國衛生行政。中央衛生系統的建立為西醫傳播事業奠定了基礎，西醫期刊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快速發展，傳播效力也顯著提高。在此時，期刊主要由政府、社團以及民間個人組成，總體特點是數量大、分布廣、規模化和類型化趨勢明顯。在傳播內容方面較民國初期也有進一步延伸，增加了口腔醫學、護理學、精神病學、皮膚性病學、眼科、藥理學、法醫學、婦產科、生理學等專業刊物，并且創立了精神層次的期刊和制度層次的期刊。（3）民國后期（1937—1949年）：在此時期由于戰爭爆發導致的社會動蕩，西醫傳播事業舉步維艱。但國內的西醫期刊仍在努力維持與發展，創刊量大幅增加，僅1947年就有43種西醫期刊創刊，尤其是西南和西北地區創刊的種類最多。部分期刊甚至在多次停刊后又恢復辦刊，其中堅持辦刊五年以上的期刊包括《戰時醫政》、《中國紅十字會會務通訊》、《云南衛生》、《現代醫學》、《西南醫學雜志》、《貴陽醫學院院刊》、《軍醫通訊》等；一些影響較大的期刊甚至二十多年長盛不衰，如《中華醫學雜志》、《中華護士季報》、《同德醫學》、《中國紅十字會月刊》、《民國醫學雜志》、《衛生月刊》等。抗戰期間，東部地區淪陷，其經濟、社會和醫藥衛生狀況每況愈下，創辦的西醫期刊數量與中西部地區相比顯著下降。抗日戰爭結束后，隨著國內經濟政治中心的轉移，中西部地區的醫藥期刊規模迅速萎縮，東部地區醫藥期刊發展繁盛，新創辦報刊100余種，復刊20余種。這一時期的西醫期刊比以往任一時期都更接近現實，適應戰時需要，貼近民生，并且一些醫療制度層次的期刊已經開始對國家醫療政策進行深入的討論。西醫期刊已經成為了國家衛生行政的宣傳者、推廣者和監督者，在政府與民間、傳播主體與受眾之間架起了一座重要橋梁。

二、近代醫學期刊的傳播意義

（一）推動近代醫學體系的建立

自傳教士將西方醫學思想帶入了國內，我國的近代醫學技術有了飛躍性的發展。而近代醫學期刊的出現加速了西醫學在國內傳播，并促使西醫本土化，對開啟民智、推動近代醫學體系的建立有著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這些醫學期刊在普及西醫知識的同時，也將西方的醫學精神、衛生觀念帶入國內，將科學觀念輸入到國人思想之中。國內也由此將醫學進行系統化概括，并細分出基礎學科及臨床學科，如解剖學、細胞生物學、生理學、生物化學、口腔醫學、護理學、精神病學、皮膚性病學、眼科、藥理學、法醫學、婦產科等，奠定了我國近代醫學體系的基礎，在近代醫學體系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作用，初步建立了醫學傳播的系統模式。傳統中醫“有禁方之傳授，重其道不輕以示人。后世沿其義而失其真，乃有秘方之名目。秘之又秘，遂終失傳。”[12]中醫的傳統傳承方式為師承，歷來通過“口傳秘授”，但隨著報紙、期刊、書籍的普及，我國傳統醫學的傳播和交流模式發生巨大改變。中醫藥期刊儼然成為了我國傳統醫學學術交流的媒介，也是中醫與西醫思想碰撞的平臺。中醫醫師的交流傳播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們將自己的醫學心得及思想述諸于文字。

（二）促進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學術交流和發展

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宗教，他們借用醫學的力量在中國行醫布道，通過創辦期刊、翻譯醫術、開辦西式醫院和醫學校等成為西方醫學進入中國的主要渠道，讓中醫民眾接觸到西醫知識和西醫診療方法，促進了中國醫學的多元化發展。與此同時，傳教士在把西醫學知識帶到中國的同時，也逐漸加深了對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解。部分傳教士開始研究并向西方譯介中醫藥學知識，為中國傳統醫學的傳播打開了一扇窗口。一方面傳教士希望通過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傳統醫學，幫助其了解中國，進一步獲得支持，推動傳教事業；另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研究中西醫學的相似性，尋找東西方醫學文化的相似點，以便在中國歷史上尋找空間安置上帝[13]。醫學傳教士在編撰有關西醫學著作、個人自傳、刊物、社會調查報告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國傳統醫學的內容。這些內容成為了西方人對中國傳統醫學的最初印象和輪廓。期刊等傳播媒介作為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媒介，在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溝通方面產生了較大影響，成為來華傳教士行醫傳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對東西方的社會、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14]。中醫藥學是一門實踐性、經驗性極強的學科，中醫師承是我國傳統醫學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方式。傳統師承教育一般以師授為主，師者言傳身教，傳道、授業、解惑。學者侍診左右，耳濡目染，潛移默化，通過名師的點撥達到心領神會、掌握精髓的效果。這樣的學習方式使得我國傳統醫學在學術交流和信息交換方面相對閉塞。中醫藥期刊的出現沖破了師承的樊籬，為中醫界學者提供了新的學術交流的平臺，各學派及各種學術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使中西醫匯通、中醫科學化，進一步推動了中醫的發展。通過中醫藥期刊，使得跨地域的臨床經驗交流得以實現，并進一步得到大規模的臨床驗證，使得中醫科學化的思想廣泛傳播，為中醫藥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

（三）社會導向作用

期刊不單能夠反映歷史進程，它也能夠對社會發展具有導向、凝聚、催化和控制作用[15]。洋務運動以后，國內出現了“科學救國”、“醫學救國”的思潮。維新領袖梁啟超呼吁“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無有他學……醫者，純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大批有志人士及學術團體通過創辦的期刊宣傳西方的科學文化，使國人開闊了眼界、更新了觀念，為啟迪民族精神、謀求救國良策起到了重要的意義。并且使人與人、團體與團體，特別是科學群體之間和科學社團、組織之間形成一種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強大聚合力，從而調整社會內部各種關系[15]，維護社會的和諧統一，推動社會進步。

（四）促進行業交流，提升社會服務功能

醫學期刊在發展過程中不光承擔學術交流的媒介功能，同時部分期刊也承擔了行業交流的作用。如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創辦的《醫學雜志》在發揮期刊的學術傳播作用同時，通過代銷名家書籍、與其他中醫團體組織交換期刊、在雜志刊登醫藥信息等的形式，與業界廣泛交流。同時，借由這些醫學期刊，研究會還開展了民間醫方征集活動，出版《審查征集驗方》。在通過期刊擴大影響力后，邀請著名醫家從弘揚闡發傳統中醫和吸納兼容西方醫學等不同的立場進行思想交流，使得相關行業聯系更加緊密。《醫學雜志》還將太原市的執業中醫的姓名、執業地址、門診時間、診費、擅長科目以及各大藥店、銷售的品牌中成藥的介紹進行登載，建立了中醫、藥店的品牌形象，推動了中醫藥行業的發展。在方便民眾對行業整體了解的同時，也強化了醫生與中藥的行業聯系和合作，促進了中醫藥業界的溝通聯絡。

三、結語

科學期刊是近代科學發展的產物。17世紀開始，歐洲科學家開始通過信函交流相互交流新思想與新發現。19世紀后這種科學交流形式逐漸演變為期刊出版形式，成為傳播和交流科學技術和科學思想的主要載體。中國近代醫學期刊不僅客觀地展示了當時醫學發展的真實面貌，而且積極推動了中國近代科學傳播模式的演進。因此，對近代醫學期刊史進行分析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從史學角度來看，醫學期刊伴隨西學東漸進入中國，并且與傳教士的多年活動相關。醫學期刊的發展沿革受到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共同影響，且醫學期刊在中國的發展與繁榮貫穿了中國社會近代史的發展歷程。這既由醫學期刊本身的特質決定，也由中國近代史的特質決定。醫學期刊的繁榮與歷史因素密不可分，現代醫學期刊的持續繁榮發展與中國社會的現實亦不可分。醫學期刊已經出現了220多年，而在科技迅速發展的今天，醫學期刊正面臨著從傳統紙質媒體向融合媒介出版轉型，而醫學期刊的功能也從單純的知識加工、傳播向交互式交流平臺發展，用戶獲取知識的途徑也發生了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需要，知識服務將會變為出版的核心價值。期刊需要做的正是順應時代的浪潮，與時俱進，根據社會及民眾的需求重塑出版產業的生態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