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兩個口號”論爭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爭論時間最長的一樁學案。從1934年周揚提倡“國防文學”,到1988年中共中央為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胡風徹底平反,“兩個口號”論爭在半個多世紀的文學發展進程中一再成為文藝運動的聚集點,因這次論爭而導致的“周揚派”與“魯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藝運動和建國后的文學史上演繹了說不盡的恩怨滄桑。周揚是這一學案的主要當事人,從左聯解散,到,再到建國后的歷次文藝運動,他的命運沉浮始終與“兩個口號”論爭息息相關。雖說周揚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藝運動史”,但實際上,周揚一生的文藝活動都深陷于“兩個口號”論爭的歷史糾紛而不能自拔。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兩個口號”論爭,要么是從路線斗爭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決文藝問題,要么是從宗派觀念的角度糾纏于歷史的或個人的是是非非,這兩種途徑都無法真正解決“兩個口號”論爭的矛盾沖突。新時期以來,隨著意識形態的淡化和個人恩怨的消解,從文藝理論上確立“兩個口號”論爭的對話與潛對話狀態,是解決“周揚派”與“魯迅派”歷史矛盾的正確途徑,也只有從文學理論意義上尋求對話的基點,才能使“兩個口號”論爭的理論遺產轉化為建設性的文學資源。